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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与价值科学研究所 - 社会管理技术研究 - 学者称群体性事件被妖魔化 维稳压倒民众诉求
学者称群体性事件被妖魔化 维稳压倒民众诉求
添加时间:2011-1-4 下午 09:49:13 所在栏目:『社会管理技术研究』 阅读:2380 作者:国际先驱导报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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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于建嵘说:现在的中国社会有太多的“敏感”事情、“敏感”人物、“敏感”话题和“敏感”时期,甚至把一些国计民生的问题,都搞成了所谓的“敏感”问题;汪玉凯说:我们把群体性事件妖魔化了。

于建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汪玉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

于建嵘:现在的中国社会有太多的“敏感”事情、“敏感”人物、“敏感”话题和“敏感”时期,甚至把一些国计民生的问题,都搞成了所谓的“敏感”问题

汪玉凯:我们是把群体性事件妖魔化了,很多老百姓的利益表达其实是正常的,不应用维稳概念压倒民众的利益诉求

2010年,“维稳”成为中国政府治理的关键词。每逢重大活动、重要时期,各级政府就会高度紧张起来。比如今年的上海世博会期间、广州亚运会期间,确保社会稳定都是当地政府的头号任务。维稳投入的经费更是难以估量。

高调维稳有一个潜台词,那就是社会的不稳定。可是,当前的中国社会真的到了极不稳定的境地吗?不少研究者给予了肯定回答,但是,他们批评的矛头多指向政府的维稳作为。甚至有学者提出,政府的维稳才是社会不稳定的根源。

在不少人看来,维稳成了一些地方政府的遮羞布,甚至成了一些地方官员滥用职权、徇私枉法的庇护伞。事实摆在眼前。今年8月发生的湖南金浩茶油致癌物超标,当地政府部门隐瞒检验结果的借口,竟然是为了社会稳定。今年9月,河南商城县蜱虫疫情导致18人死亡,然而当地政府同样以维稳为由,拒绝公布死亡者名单……甚至一些地方搞暴力拆迁,也名曰“维稳”。

显然,当前的维稳模式难以持续,“稳定压倒一切”的观念需要与时俱进。

过度使用维稳手段适得其反

Q:《国际先驱导报》:近来,上至中央下到地方,尤其强调维稳。这里面有什么特殊的社会背景?

于建嵘: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的推进,贫富差距、城乡差距、贫困与不平等、弱势群体等社会问题逐渐凸显。群体性事件的快速增长,尤其是更多特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为了应对这些风险,政府往往会采取各种措施维系体制的稳定,并最终形成一种刚性稳定结构。当前的维稳出发点就是维护社会的刚性稳定。

汪玉凯:这是因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在增加,社会内在矛盾突出,呈现被激化的趋势。群体性事件数量逐年上升。并且呈现出一种明显的演变趋势。以前,民众多数都是为了维权争利,运用法律手段去争取自己的权益,后来发展成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再严重的泄愤就是引发群体骚乱。

换句话说,群众利益诉求以前是通过比较温和的方式,现在却是通过比较激烈的方式。这样的社会背景是政府强调维稳最关键的原因。

Q:如今政府对维稳工作“很给力”,为何社会反而越来越不稳定了呢?

于建嵘:为了应对这些风险,政府往往会采取各种措施维系体制的稳定,并最终形成一种刚性稳定结构。当前的维稳出发点就是维护社会的刚性稳定。

刚性稳定是以社会绝对安定为管治目标,把一切抗议行为都视为无序和混乱,都要采取一切手段进行压制或打击。在刚性稳定的情况下,社会管治的方式总是简单化和绝对化。

在很多情况下,地方政府还会以“维稳”绑架中央政府。有时,为了“维稳”,哪怕下级政府的行为违法,上级政府也不得不予以谅解。可以说,在中国,地方政府以“稳定”为借口侵犯民众的合法权益、破坏最基本的社会规则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所产生的社会危害十分巨大。

汪玉凯:政府在维稳的过程当中最大的失误,就是过度依赖警力、依赖外在手段。我认为,这不应该是我们的维稳思路,但是这样的思路现在却占据了政府维稳方式的上风。公安干警和武警增加的速度非常之快,维稳的成本也在急速上升。

其实,很多社会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根源,是政策的不公平、不公正。如果出台的政策越来越有利于富人,越来越有利于垄断行业,那么工人、农民、打工者等弱势群体在政策中的博弈能力就会越来越弱。这些占社会人口绝大多数的弱势群体如果没有话语权,没有利益表达的途径,我们的社会怎么可能稳定?

不该把维稳和维权对立起来

Q:国外发生所谓的“群体性事件”,比如今年的法国工人大罢工,以及英国大学生抗议学费上涨等,所在国政府并没有“维稳”一说。跟中国的情况相比较,当中有何不同?

汪玉凯:在国外,这样的事件被看做是正常的利益表达,是老百姓的自由,而不是所谓的群体性事件,更没有所谓的“维稳”概念了。我们是把群体性事件妖魔化了,很多老百姓的利益表达其实是正常的,不应用维稳概念压倒民众的利益诉求。我认为,维护正常社会秩序的概念比“维稳”概念更好。

Q:这么说来,政府要维稳,民众要维权,两者并不是矛盾的?

汪玉凯:表面上二者有冲突,其实二者本质上是一致的。因为,维稳需要在保障老百姓个体权益的基础上进行,否则维稳就没有基础。老百姓是社会的权利主体,国家的主人。政府是为主体服务的,只有维护老百姓的权利,执政才有合法性基础。在维护个体权益的前提下谈和谐,才是真正的和谐社会。维稳以及保障社会秩序是为了打击破坏公共利益的行为,而不是以损害公共利益为代价。因此,维权是维稳的基础,维稳是维权的目的,二者相辅相成,对建设和谐社会缺一不可。

于建嵘:在社会转型期,本来应是民众大量“正常”表达意愿的群体行为,却由于地方政府的“刻意作为”而变成了“非法行为”。政府本来可以处于十分“超脱”的地位,但由于处理矛盾的技巧问题和体制性压力的影响,而陷入管治困境。后果就是政府要直面这些“非法事件”,没有任何缓冲和回旋的余地,更不能充分利用社会中介组织在矛盾调解和纠纷化解中的作用。

Q:那为何政府当前的维稳方式比较容易采取压迫式的手段?

汪玉凯:是的。现在政府在维稳的过程当中过于强势,不是从政策上的疏导,而是以压制、出警的方式,造成民众与政府情绪上的对立,不仅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把问题复杂化。现在网络的传播效应如此之快,很容易把小问题放大。

于建嵘:刚性稳定就是以压力体制为基础。中央政府要求地方实现当地的静态安定,为此,不惜采取各种责任追究制,用社会稳定作为地方官员升降的最主要指标。因此,当社会底层的抗争成为“事件”时,在众多的责任追究制的压力下,一些地方执政者惊慌失措,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不是采取暴力就是靠无原则的收买解决问题。

Q:政府“稳定压倒一切”的社会治理观念是不是值得反思?

于建嵘:很长时间以来,我们以“稳定压倒一切”的观念来指导工作,现在到了反思这个观念的时候了。我一直在呼吁,执政党要反思“稳定压倒一切”的观念。这个观点是邓小平在国家处于特殊阶段时提出来的。同时,邓也提到了“改革压倒一切”、“发展压倒一切”。

而我们现在呢,我们因为“稳定压倒一切”忽略了其他问题。为了稳定,我们不惜牺牲民生;为了稳定,有些地方竟然把“文革”时游街批斗的一套都拿出来了;为了稳定,我们不惜滥用警力。稳定压倒一切,它究竟压倒了什么?压倒了民生,压倒了人权,压倒了法治,压倒了改革,而稳定却压不倒腐败,压不倒矿难,压不倒违法拆迁。

当下中国需要“脱敏”

Q:摆脱“维稳”困局的出路在哪里?

汪玉凯:首先要调整维稳的整体思路,不要认为社会成员的利益表达就是社会不稳定的表现。

其次,维稳的政策本身有可能存在疏漏,以政策调整来整合社会利益格局,实现利益表达,这样才能化解社会矛盾冲突。

另外,除了利益表达路径以外,通过制度建设均衡城乡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格局,不能用二元政策,征地、拆迁等方面的政策也要保证农民的利益,以此来保障社会的整体利益。

于建嵘:现在的中国社会有太多的“敏感”事情、“敏感”人物、“敏感”话题和“敏感”时期,甚至把一些国计民生的问题,都搞成了所谓的“敏感”问题。大家均采取回避态度,不敢正视和讨论。事实上,这只是政府的过度反应,也是严重的不自信表现。我认为,当下中国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脱敏”。

另外,应该打开司法大门,通过司法方式解决矛盾纠纷。从理论上讲,信访只是包括行政诉讼、行政复议等行政救济手段之一,而国家的司法救济才是公民权利救济最主要的形式。必须看到,试图用行政救济替代司法救济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在客观上会消解国家司法机关的权威这一现代社会治理的基础。但是,当前我们的法院处境尴尬,“书记管着帽子,市长管着票子,政法委管着案子”。司法地方化现象越来越严重。

同时,可以设立专职人大代表,把信访集中到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人民代表来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并系统地建立民众的利益表达组织。我发现,人大代表有一个特点,敢于“骂娘”,遇到故意惹事的“刁民”,人大代表可以把那些人骂得狗血喷头,并且对方还不会有太大意见。这就说明了专职人大代表机构可以起到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缓冲作用。

改革可以先从县开始。比如可以选取几个县,改革试验几年看看,如果效果好,再扩大到省,再试验几年。这样至少可以做到以“空间”换“时间”。万一改革失败了,也不会对大局造成影响。

【作者】《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梁逸飞 实习记者 高丽 发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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