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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与价值科学研究所 - 社会管理技术研究 - 官员文凭乱相的制度根源分析
官员文凭乱相的制度根源分析
添加时间:2010-7-26 下午 01:59:03 所在栏目:『社会管理技术研究』 阅读:1329 作者:何云峰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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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官员文凭乱相问题已经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人们对它的危害和弊端不乏议论。笔者以为,某些官员混文凭甚至造假文凭有着十分复杂的社会制度性根源,应该针对这些制度性根源,寻找标本兼治的对策。
首先,干部选拔标准的根源。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的干部任用标准上存在一定的缺陷。我们提倡干部要年轻化、知识化,但在具体的干部任用过程中,将年轻化变成年龄至上、将知识化变成学历文凭至上。一些有真实才干的人因为年龄和文凭问题而被强制“下台”,而某些年纪轻却有高文凭的人被火速提拔。本来对高学历的年轻干部的大量任用对于改善干部队伍的学历结构、提升活力方面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它使得我们过去的老革命式干部队伍有了全新的面貌。但问题是,中国的人情因素很重,而人情很难将干部任用制度客观划一,惟有年龄和文凭可抵挡任何人情因素。这样一来,有的组织部门就采取简单的做法,以年龄和文凭作为干部任用硬条件,规定科级要达到什么学历,处级要达到什么学历,如此等等。这给某些人一些错觉:以为,年轻的高学历官员是因为年龄和文凭因素才得到提拔的。所以,只要一个官员符合这两条,人们马上就会认为其仕途光明。换言之,年纪轻和高学历官员的现有任用标准在官本位的思想做崇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地把年龄和文凭当成了重要的升迁法宝。所以,为了加官进爵,一些人不惜冒各种风险,要去弄个文凭来增加自己的升迁砝码。其实,年轻化不等于惟年龄化;知识化不等于惟文凭化。从文化心理的角度看,将文凭跟知识划等号在我国的传统观念中有一定的根基。不少人总会以为,博士都是博学之士,学历越高者自然读的书就越多。而实际情况是,知识渊博跟学历并不一定成正比。在现代社会里,学历越高,知识面却是越来越狭隘。这是因为,知识数量的猛增加上高学历的研究性取向日益突出,导致高学历人群只能追求某一狭小领域的知识,从而使得学历越高知识面越狭窄和尖端的状况。这种尖端状的知识面变化(追求精深知识的走向)使高学历跟官员应当具备的知识结构之间恰恰是不相容的,因为后者要求的是知识广博。所以,以学历为标准决定干部任用,显然没有合理性。
其次,干部任用考核制度的根源。对于干部的任用性考评,没有形成科学、公正和民主的制度安排。笔者以为,对于干部的考核由上级进行,这并不是根本所在。最根本的是如何考核、考核的程序是什么、考核的责任谁承担。目前,我们的许多考核还是重形式轻内容,往往将考核时听取群众意见看得很重。其实,我们需要的是严格的考核程序和方法。如果考核制度安排合理,是不容易出现这样的官员文凭乱相的。例如,干部提拔任用的时候,先前的履历表和新的履历表如果有学历上的变动,组织人事部门应该有严格的调查程序。对于在职攻读学历文凭并不应该简单地不承认,而应该要求考核部门到有关的单位、就读学校、任课教师那里调查其在职学习、上课出勤、论文写作的情况等,而且考核者应当对考核结果的真实性承担具体而明确的责任。不过,目前的干部考核远没有达到这样的要求。西方的民主选举虽然不适合我国国情,但有一点非常值得注意:他们的竞选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严格的考核过程,什么老底都可能在竞选中被挖出来,甚至读大学期间有逃学或者其他什么不光彩行为都可能成为竞选对手的攻击对象,这可能比组织人事部门任何调查都要管用。我们不可能照搬这样的选举制度,但组织部门精细的考核程序和制度安排,是非常必要的。干部考核光看档案和听民意是远远不够的,精细的考核程序和明确考核责任制度,才是关键。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任用一个干部要调查祖宗八代。这固然不合时宜了,但对被任用的干部本人过去的长期表现包括对其学历的真伪性加以细致的调查仍然是非常必要的。
最后,公共财政制度的根源。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没有建立公共财政制度。从1998年起政府实行收支两条线,从2006年起实行政府收支分类改革,这些为公共财政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尤其是政府收支分类改革的施行对于增强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能力,把更多财政资金投向公共服务领域,加大财政在教育、卫生、文化、就业再就业服务、社会保障、生态环境、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治安等方面的投入,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这还远远不够。笔者以为,目前的财政改革还只是公共财政结构方面的调整,特别是政府行政性收支的具体细化管理还没有达到公共财政制度的根本要求。例如,政府行政开支管理就仍然有许多问题存在。照道理,政府行政开支中间多少用于日常办公、设备运转与维护,多少用于薪酬,多少用于政府工作人员的教育与培训等等,都应该有明确细化的管理。但目前还没有这样严格的管理制度,也没有严格的透明监管制度。这给某些行政领导很大的动用公共财政的空间,以至于行政开支成为少数领导的重要权利之一,他们往往认为自己掌控的行政经费就是自己管辖下的财政包干。其实,即使在精细的公共财政管理制度安排下,政府的教育与培训经费也是属于有关职能部门内全体员工的财政权利和公共福利。每个员工都有权享受,而不是少数行政首脑作为自己直接或变相“购买”文凭的个人金库。目前的公共财政管理制度的粗燥和非透明性给少数人公款读书客观上创造了非常好的便利条件。要是没有财政的这种支撑,官员文凭乱相是很难形成的。
总之,官员文凭乱相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道德问题,更有深层次的制度性根源。只有制度根源找到了,并从制度上加以根治,才能真正解决官员的学历泡沫。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知识与价值科学研究所所长、教授,邮政编码:200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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