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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专辑 - 钱宏GDE研究 - 中国确实乎在拯救世界,中国人拿什么拯救自己?——谁在消费“中国模式”,谁在为且将继续为“中国模式”买单?
中国确实乎在拯救世界,中国人拿什么拯救自己?——谁在消费“中国模式”,谁在为且将继续为“中国模式”买单?
添加时间:2010-7-20 下午 02:49:30 所在栏目:『钱宏GDE研究』 阅读:2605 作者:子烎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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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本不该说沉重的话题。可是我一想到孩子们的未来生存空间和社会生态环境,就又不禁要对那个“站着说话不腰痛”的中国模式再发表一点意见。

说一个红色段子,抄一段历史掌故

说,2007年一老美到中国旅游,用10万美金兑换了82万元RMB。在中国吃喝玩乐一年,花了15万元RMB。2008年回国前,因人民币升值到1:6.7,老美用剩下的67万元RMB换到了10万元美金。来时10万元美金,回去还是10万元美金,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另一位老美更牛,也拿10万元美金换了82万RMB,花60万元买了套房子,吃喝玩乐了一年,花了22万元,想回去了,房子不能带走就卖了。他卖得100万元RMB,换回15万元美金,白吃白喝了一年,还净赚5万元美金。
美国人脸有得色地说,我们玩,也是在赚钱……中国人也很高兴,因为我们的GDP增长了,且年年“保8”了,私底下窃喜相告,实际年年“超10”了啊……其实老外2004年敏感到,中国人创造了经济奇迹,就叫“北京共识”好了……金融海啸从美国席卷全球后,老外惊呼“呵呵,现在要靠社会主义救资本主义”了……在外国的中国人跟着很自豪地告诫国内同胞,那是“中国模式”啊,它确实有些毛病,但是,用伟大的英国首相兼历史学家丘吉尔的话说,这可是世界上“最不坏”的模式,你们要珍惜呀!
GDP价值参量体系,在政府公司主义条件下,演变成有权、有钱、有话语权的人自娱自乐、自我表扬、自我提拔的法宝和自折自损、慢性自杀的***。

话说,同治十一年五月,李鸿章在复议制造轮船未裁撤折中称:“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末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李鸿章如九泉有知今日“中国模式”云云,定然不知可,无折可奏也!

“中国模式”依旧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一顶华冠

张维为先生在文汇讲堂演讲《全球发展中的中国模式》这件事,对我触动还不小。我本想对张维为先生的观点、方法和立场进行比较认真的批评。但看到一位朋友作的几千字笔记整理,越发感觉张先生关于“中国模式”的设问和立论,真的与我们天天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人现实感知经验大相径庭,几乎完全脱节,而他对“全球发展”也没有提供更多有信息量的话语。我只能很遗憾地说,张先生这次演讲根本不值得认真对待。可凭他的特殊经历和今天的影响力,感觉还是得说一说。
张先生企图用自己跑了100个国家的个体经验和片面选择(象文革时的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拍的纪录片《中国》那样),搞横向比较,用他臆想的历史经验和片面知识,搞纵向比较,而后消解取代中国人民的现实感受,简直近似笑话。而他把自己出席一些外人办的神仙会议中说的某些“外交词令”拿来说事,几近邀功请赏之嫌!
一个完全脱离中国社会生活实践(在一个单位生活或个体奋斗)的华裔人士,竟然祭起“民族主义”之旗,企图告诉天天生活在片土地上的人,“即使无名肿毒……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妙不可言”!生活在这片大地上人应当乖乖受训:“我们(用词是我们,实际自己不在其中)现在的生活已经是最不坏的了”、“世界上所有国家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已经没有比上不足,只有比下有余了”,从而取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现实感受,而断言“中国模式可能是‘最不坏’的模式”。
张维为先生很喜欢引用“透明国际”报告,一再地鄙薄所有实行“一人一票”的国家效率如何低下,贫民窟多得超过50%,纽约不如上海……是的,中国的效率堪称世界之最。但是也请看看世界银行2006年一份有关被张先生诟病的俄罗斯的报告吧:
世界银行在其公布的俄罗斯经济状况报告中指出,[俄国的经济增长是“符合穷人利益的经济增长”。根据该报告,1999年-2006年,俄国经济年均增长6%,八年增长了48%,而同期人均收入却增长了500%,扣除物价因素,人均收入实际增长200%。八年间,人均实际工资和实际收入增长为人均GDP增长速度的四倍。俄国的经济增长不仅做到了全民分享,而且,还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使人民在教育、医疗、社会救济等方面享受到经济增长的成果。例如,俄国各地每个季度都调整“人均最低生活标准”,即“贫困线”。目前,莫斯科人均月工资为2万卢布,而莫斯科2006年第三季度贫困线为月收入5124卢布,接近月平均工资的四分之一。折合成人民币,莫斯科的最低生活标准为1700元,与北京市最新的贫困线448元相比,高出1252元,北京市的贫困线标准相当于莫斯科的26%。据报道,除了免费医疗,免费教育之外,俄国政府提供的补贴、救济项目,共有几百项之多。从俄国人所享受的保障看,目前俄国已经没有穷人了。俄国取得的这一成就,是在经济严重衰退之后出现的。按照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数据,俄国1990-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7.7%。其中1990-1993年下降10.1%,1994-1997年下降5.3%。1997年只相当于1989年的52.2。伴随着经济的衰退,俄国的不平等程度也在急剧变化。但是,俄国在短短的八年间,竟然迅速地消除了贫困。]
俄国的成就证明,转轨后的国家确实已经变成了“造福人民的工具”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于2001和2009年两度去俄罗斯,并住在普通俄罗斯人家里,和他们朝夕相处。我不知道透明国际的报告,是不是比世界银行的报告更权威,但我的经验感受告诉我世界银行的报告并不虚假。
不客气地说,“中国模式”云云,只能说明那些习惯了外国人说的都是真理的人士,作为现代主义西方工商文明或西方中心主义一级、二级、三级批发商(买办)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了,西方人作为思想理论提供商,如今除了“一人一票”批发不了(过不了海关),其他都已经断货了。张先生学外语系的,做过国家领导人的翻译,当然是一级批发商,可人家已经断货了那也没法子。怎么办呢?西方人士只好免费送给中国人一顶取名“北京共识”(“中国模式”是后来的贴牌)的华丽大帽子,看看他们戴不戴——反正不戴白不戴,戴了也白戴!
我想,稍有常识的中国人都不会戴(认同)。中国的左派不会戴(认同)、中国的右派不会戴(认同),中国文化复兴(精气神)派不会戴(认同),中国最聚集人气的民间“毛粉”更不会戴(认同),因而中国政府一线工作的官员也不可能戴(认同)。因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是人,不是猴!

5万台“公权与资本结合的发动机”推动GDP高增长

文章本想写到这里结束,但刚才上网,偶然看到薛兆丰先生写给陈志武教授的微博说,[请读《简明经济学百科全书》(http://sinaurl.cn/hsAgY)中“工会”的条目。它是这样开始的:“虽然工会在民谣和故事中被歌颂为苦难者的无畏英雄,经济学家却不这么看。” 另外,你见到的罢工没有暴力,是因为暴力的功能已经被政府接手了]。还有人说“列宁开了政府暴力的先河”。
我且顺着这个话头再往下说:暴力的功能本来就是政府特权,还有税收也是,但有一点不是政府专属的,那就是资源!
政府暴力垄断,本是为了公共安全;政府税收垄断,本是为了提供公共产品(服务)。这是任何一国之公民都必须也可以接受的。然而,政府资源垄断,不但不能接受,而且是自私而愚蠢的。因为,资源一旦被政府垄断,那么,要么资源闲置,政府不作为,要么乱作为,这是中国1949-1978年前中国政府的基本行为特征。
从效率上讲,资源垄断的最好后果,必是公权与资本的结合,放弃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去谋求政府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1979到1989年,由于“文革”导致中央政府财政危机,社会底层生活难以为继,“改革放权”成为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共识。于是,政府一度放弃部分资源垄断,允许社会底层有限度利用一下,中国社会喷发出空前活力和希望。然而,随着中央政府财政危机趋缓,面对社会底层深化改革的呼声日趋强烈,上层集团和人士的改革共识也开始分化,最后遭受1989年的重创。
经过三年徘徊政府不作为后,自1992年始,在小平压力威逼之下,中国政府各级官员在既不能乱作为,更不能不作为,他们猛然发现,中国政府资源垄断的性质并没有改变,于是,在资源比较优势理论与非民粹主义的合谋中,丢开“姓社姓资”的心理顾虑与羞涩,找到了一条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为文化搭台,权力与资本(尤其是跨国资本)合起伙来演双簧的权贵资本主义——叫政府公司主义之路。
西方有句谚语,叫“细节决定成败”、“魔鬼都在细节中”。要想解开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和包括产能过剩在内的经济奇迹之谜,发生在同一时间节点上的两个细节:一是1992-1993年全国各地先后放开粮价,取消粮票,农民开始流动到外地或进城打工(可以直接用货币购买食品和生活必需品),加上后来的高校扩招,为招商引资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二是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后,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大幅上升,尽管中央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上升更多,但是各级地方财政也有了充分扩展的余地,从而大调动了各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原本由中央政府一台超级发动机推动的中国经济,这回一下变成了5万台发动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种类政府之总和)。这就是政府资源垄断条件下的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即“市长型市场经济”。
于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用语中,“市场经济”作为主体,是非常识意义上“市场经济”,那么,“社会主义”作为定语则完全空壳化了——既非所谓“民主社会主义”、“第三条道路社会主义”,也非“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而是一个“社会”缺位的,没有“社会”的“社会主义”。有人管它叫“权贵资本主义”,确实不无道理。
中国特色“市长型市场经济”或政府公司主义的鲜明特点,就是地方政府与资本(跨国资本)的结合形成“财政割据”,使中国的经济制度从原先的所谓计划经济转变成全国性的“财政联邦”。后来,两届中央政府实施的一次次“宏观调控”,以其说是调控“市场”,不如说是调控“市长”!
所以,每一次宏观调控之初,都遇到“市长市场”或明或暗程度不同的抵制,而每一次宏观调控阶段性收兵时,又立马遭遇“市长市场”变本加厉的反弹!
在中国GDP增长率指挥棒的飞舞之间,中国权钱勾兑(包括寻租)、官商合谋(包括国企改革中的MBO)已成不可避免之势。于是,“升官”和“发财”两大人类历史上最有内驱力量的引擎集成到一起,5万台大功率发动机一齐开动,带动数不胜数的分摊着GDP指标或招商引资指标的政府性或非政府性工作机,毁灭性地放胆发掘资源(即发挥比较优势)无所不用其极,不舍昼夜地运转、运作起来,成就了一个人类历史上堪称空前绝后的经济奇迹和奇观!
于是,我们幸运地生长在激情燃烧的岁月,又生活在见证奇迹的年代!
1990年代至今,从“民进国退”,到“国进民退”两次冲击波面前,中国的社会底层亿万民众被抛弃到世界的边缘,社会中层民众生存空间日趋窄小,创业受限,随之就业机会的压缩了,政府公信力日渐衰落……中国的社会基础秩序和道德底线也开始成为问题。于是,底层人与底层人相互祸害、残杀就是成不可避免之势。这些年发生在中国大地上无数的“群体事件”、“恶性事件”、“维权-维稳事件”只是这一过程的表象。
本来,不管效果如何,中央政府提出科学发展观,旨在纠偏。可美国一场震憾全球的金融海啸,却莫名其妙诱发出一种“社会主义救资本主义”的臆想,进而拼凑进2004年在西方出现的一个虚假的伪命题——“北京共识”,进而演绎成“中国模式”。
可笑的是,在西方漂亮词藻的鼓捣下,我们的“中国模式论者”心中,却不但迅速幻觉为已经丧失公信力的原有意识形态的替代品,而且,幻化成中国“一枝独秀”的民族主义标杆,而掩盖、拖延中国社会内部实质性的解决问题。真是应了列宁所说的“每当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出现重大危机的时候,爱国主义的破旗就又散发出臭味来”那句老话。

“中国模式”真是中国特有而外国绝无吗?

那么试问,在改革共识与动力快要丧失殆尽的今日中国,“中国模式”能成为中国人、中国社会的共识与生产、生活、生态的动力吗?
据说,“中国模式”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和中国政治发展模式的结合体。据说,它有八大特质:强势政府、实践理性、民生为大、保持稳定、渐进改革、优先顺序、市场经济、对外开放;它有七大理念:实事求是、和谐中道、民生为大、整体思维、政府是必要的善、励精图治的良政、政绩合法性;它有四轮推动: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且不说所罗列所谓“八大特质”、“七大理念”、“四轮推动”是否事实判断,仅在此以“八大特质”为例,作合并同类项后稍加分析,看它们是否中国特有而外国绝无:
第1、4个特质强势政府、保持稳定可以合并。意思是中国“有一个具有现代化导向的强势、有效的政府”和“处理好了稳定、改革和发展的关系”。稍微了解一点前苏联历史的都知道,这是列宁主义的“先锋队”思想及其实践,在俄罗斯大地上存在了70多年,而且试问世界有哪个国家,哪届政府不要保持稳定?
第2、5、7个特质实践理性、渐进改革、优先顺序可以合并。意思是中国讲究“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先试验,然后再逐步推广”。中国自身确实本来就有“实用理性”传统,但稍微了解一点近300年科技史、工商产品开发史的人都知道,这是英美科学主义、实用主义的传统;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英国传统的国家进行改革大部分都是渐进式,这与他们奉行的经验主义哲学有关。前苏联和俄罗斯传统都是突出优先顺序的,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城市改革,难道用的是“休克疗法”?
第3个特质民生为大。意思是中国“集中精力关注民生”。这个先不管是已然的事实,还是或然的可能,也不去说美国、东欧,请问迄今为止,这一点世界上有哪个国家和地区有实行所谓“民主社会主义”的北欧国家做得地道?
第7、8个特质市场经济、对外开放可以合并。事实是对外开放在先,市场经济在后。但说“市场经济”是中国模式的特质,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中国人的生活经验。
所以,中国模式论者说的“八大特质”,没有一个是中国特有而外国绝无的。
其实,有没有 “华盛顿共识”(威廉姆森1989)意义上的“美国模式”都是个问题。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并不能与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或“新古典经济学”简单地划等号,它仅仅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之间很少一部分人之间的“共识”——用以衡量经合发组织一直认为适当的系列观点在多大程度上取代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主导拉美经济政策的发展经济学旧观念。
然而,从时任美国《时代》周刊助理执行主编乔舒亚•库珀•雷默先生2004年5月在伦敦一个论坛说出“北京共识”的时候起,他的这一比较方法,甚至这一句式:“两个最无视‘华盛顿共识’的国家——印度和中国——则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诸如阿根廷和印度尼西亚等‘华盛顿共识’的忠实追随者却付出了社会和经济代价!”就一直被后来的中国模式论者延用至今。
只不过其比较范围不断地扩大,特别是金融危机后,干脆搞出一个与“中国模式”相对应的“美国模式”来。到了张维为先生这里,干脆把美国模式简化为“一人一票”的政治说词(意思是实行一人一票所有发展中国家,没有一个有中国的效率高),并且继续扩大为“西方‘民主’遭遇中国‘实事求是’”(不知“民主”和“实事求是”,是如何扯上同一个逻辑层面进行比较),更扩大为“中国的崛起,也是中国话语崛起的过程”(这大概才是中国模式论者的真正目的。是一种多少带有民族主义情绪的产物)。
但是,中国模式论者,说来说去,要说的无非就是,近三十年中国的经验或案例表明:强势政府与市场资本的结合,亦即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当代中国人感知经验中的“GDP增长率与权钱勾兑、官商合谋互为因果”,亦即“政府公司主义”,是最有利于GDP(也是美国人的版权)增长的模式。其他都是牵强附会强往上扯淡!

谁在为“中国模式”买单?谁在消费“中国模式”?

说到这里,我不禁要问:究竟谁在为还将继续为“中国模式”买单?谁在消费“中国模式”?
中国的政府公司主义,是在比较优势理论与非民粹主义合谋中诞生的一个历史怪胎。所谓“历史怪胎”,是指其非正常,非常识、非历史常态的特殊产物。
我说它是历史怪胎,是因为它必定在实践中放弃政府的公共职能和职责,而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当一个国家的政府(部门、官员)都去逐利、谋利时,这个社会官民之间、个人之间互助、信任、共生关系,定然将随之被“冷冰冰的现金交易”所摧毁。一如“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火辣辣的权谋交易”摧毁了一切人间温情。
于是,我们看到一座座钢筋混凝土丛林的背后,祖宗留下、本该呵护传给子孙后代的大好河山,被简化为土地资源(分解为工业用地、商业用地、农业用地、林业用地,且不断地变性、变卖、变钱)加以摧毁;而亿万富有人格尊严的青壮年国民更是简化为人力、劳动力资源加以毁灭性使用,留下包括民族基因库在内的无穷尽的健康隐患!
李鸿章扼腕的“三千余年一大变局”,历经百年,终于结出这样一颗堪称中国奇迹的“财富正果”!
我们确实在见证奇迹:中国人得到的是,财富总量排名世界第三(也许不久就是世界第二、第一),而失去的更加宝贵,中国人作为民族生命共同体的生态循环、价值取向与历史关怀——几乎丧失殆尽!

中国确乎在拯救世界,然,中国人拿什么拯救自己?

那么好吧,中国人暂且吞下这颗“正果”,那么,接下来自然要看看都是谁能分享、谁在分享“正果”的盛宴了。
中国的财富分配过程确实非常特殊。本文开头说的那个段子,讲的就是分享者的故事。连续30年GDP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30年发展的财富都到哪里去了?入国库了?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拿走了?跨国资本拿去了?民间资本拿去了?这自然毫无疑问,但又不完全,除了这个大头,剩下来的沉潜起来了。那么,这一部分数目肯定还不算小的财富到哪里去了?除了沉潜在大家都熟知的土地、房子、票据、信托、货币、基层政府“小金库”之中外,还有大量存量、增量财富沉潜在中国大大小小的政府性机构、单位之中。而无论是中国公民还是外国公民,只要与其中一项沾上边,就是在程度不同地参与中国的财富分配过程,分享权钱正果的盛宴。
所以,我希望赞扬“中国模式”的外籍华人,去中国底层走走,改变一下回来的行程安排:不要急着出席这个论坛,那个课堂,安排巡回演讲拿出场费外加官员或准官员迎来送往地游山玩水——参与中国财富的分配过程,中国这种事儿多了去。不要急着参与分一瓢羹——名利双收——当然,如果参与了,最好别昧着良心说瞎话,或瞎说话!
你们最好弄清楚,中国官家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政府机构和官员的公信力,在当代中国人(包括官员自己)心目中,尤其是在亿万社会底层民众心目中,尚存几许,是何原由使然?那时,如果你们还能发动良知、发现良心、发挥良能,你们很可能就会自觉改变或放弃自己“知识买办+爱国者”的双重身份,换张净爽的名片,然后再说话不迟,也就是再参与分配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奇迹——的成果不迟!
祝孩子节日快乐!也救救孩子!
2010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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