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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专辑 - 钱宏GDE研究 - 把气候政治纳入生态政治框架——后哥本哈根时代的出路
把气候政治纳入生态政治框架——后哥本哈根时代的出路
添加时间:2010-1-3 下午 12:26:09 所在栏目:『钱宏GDE研究』 阅读:2700 作者:钱宏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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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共生价值研究院院长 钱 宏

哥本哈根的渲嚣已经尘埃落定十天,一纸对谁都没有约束力的所谓“确保全球平均温度的升幅不超过2摄氏度”的协议算什么?我不能不说,那座有着“海的女儿”追求人的灵魂的城市,那座有着在当代科学史上至今传为美谈的“哥本哈根合作精神”的城市,这次真的蒙羞了!
人类最大的可笑之处,就是出了问题找个替罪羊,然后口诛笔罚,最后声称这个替罪羊应当承担承受的义务、责任、惩罚等等,似乎这样一来问题就不存在了,就万事大吉了。面对气候变暖温室效应,人类习惯性地终于找到了二氧化碳这个替罪羊和几个“养羊大户”,可是,人类自己终是改变不了“吃羊肉”的惯习,而各自为了“养羊权”(排碳权)而争吵不休。就象人类找到了焦油和尼古丁是导致癌症的祸根,却依旧乐滋滋地做着瘾君子。
果如此,人类注定要进入一个“后哥本哈根时代”:博弈啊博弈,不在博弈中同归于尽,就在博弈中空手绝望。
其实,问题很清楚,所谓气候政治,其要害问题归结起来,就是两个基本点:1、首先是世界排碳前20名的主权国家自身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2、其次是因海平面上升南北纬20度之间受害国家的生存危机问题。离开这两个基本点,都是扯淡。而且势必脱离《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1972)》理念及成果框架。
哥本哈根会议反映的问题,恰恰是忽略了这个基本点,而把所谓的气候政治误导至主权国家的利益博弈的轨道上。只要稍微想想,就会发现,他们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碳排放的绝对总量,对一个地区或国家环境或小气候的破坏是多大就是多大,绝不会因为换一个算法,比如不算绝对总量,算人均量,或者一味强调算历史帐,而减轻或改变破坏的程度。
在这次哥本哈根会议上,中国提出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实际上更多地是为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但勿庸讳言,中国自己确实是世界排碳大国。所以,中国会前主动提出自己到2020到2030单位GDP在2005基础上减排40-45%的目标时,一再强调,这完全是“自主行为”,是本国优化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需要。因为中国看到了二氧化碳排放形势:1.目前二氧化碳排放在世界上所占比例最高,达21%;2.从能源结构的角度看,煤使用比例世界最高,煤燃烧排放的CO2占全部化石燃料排放的75.83%;3.从地区分布角度看——高度集中,前三位占33%,前五位占50%;4.从产业分布的角度看——高度集中。这表明,中国已经不把“经济社会发展和消除贫困与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对立起来。当然,这个目标能否达到,技术和资金层面都还存在难以逾越的困难,而更需要政策目标的改变、改变增长方式、改变价值评估参量体系。比如,说服世界银行和国际评级机构改变目前通行的GDP、GNP价值评级标准,说服世界各国政客和专家确立地球文明形态,如以生态文明取代工商文明。否则,哥本哈根的唯一成果:确保全球平均温度的升幅不超过2摄氏度。只能是一纸空文。
中国这一“自主行为”,我想,无疑应当受到各国政客、专家和民众的欢迎和借鉴——减排二氧化碳,首先是优化各国自身的生产、生活、生态循环模式。
一个个主权国家及其公民自身的生产、生活的总体状态,即人类参与其间的生态循环,才是碳排放问题的关键所在。人们应当反思那种建立在“消费社会”和“需求促供应”基础上的经济思维模式及其价值评价体系。比如GDP参量真的是衡量发展乃至主权单位信用评级的唯一标准吗?
欧洲这些年来,处心积虑地一步步把增长问题、环境问题、生态问题、气候问题,引向国际语言的“气候政治”或干脆叫“碳政治”,是一个本末倒置的误区、误导。
这种误导,很可能是欧洲自恃在“低碳经济”上拥有技术和资金优势,一厢情愿地希望继续借“气候政治”形成对自己有利的新国际框架,置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乃至退出《京东议定书》的美国于被动地位。骨子里,欧洲依然是以西方渴望权力和征服的逻各斯文明主导世界的延续。
我以为,“人类参与其中的生态循环,才是碳排放问题的关键”,一个更准确的表达应当是“生态政治”。
生态政治,落实到主权国家层面,可以用一句稍加修改的中国谚语:“各人自扫门前雪,兼顾他人瓦上霜”;落实到各国公民层面,就是:“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克服和摒弃我们被近代唯物主义思维方式诱发的现代工商文明所宠坏的惰性和奢侈攀缘的蒙昧。
基于此,我以一个中国公民的名义,郑重提议:把欧洲人提出的,连美国人都只是被迫使用的“气候政治”概念,及其相关国际框架的谈判,纳入到全新的“生态政治”的理念及其全新的国际框架之中,走出国家利益博弈的死胡同,以促进世界社会各主权国家和主权公民切实地行动起来。
我想,后哥本哈根时代,应当在“全球生态政治”理念下,结出新的世界伦理成果。各国政府领导人应当在价值观上达成一种共识:人类行将进入一个共济、共栖而共生的全新时代!
但愿,在后哥本哈根时代依然固守“气候政治”的各国政客和专家们,能从埋头博弈导致哥本哈根失败的集体蒙羞中警醒过来,抬头看看人类到底应当走向何方。
在生态政治国际语境下,我郑重提议:各国政要和各路专家能在下一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之前,酝酿设立一个“全球生态政治超主权基金组织”。其中起码包括这样一些机制:比如用“减排基金”来承担前20名排碳大国的减排成本,比如“气候移民基金”来承担南北纬20度之间温室效应受害国的置地、移民成本。
如果世界各国公民、政要和专家们,真能促成这样一个“全球生态政治超主权基金组织”的建立,无论是对世界,还是对中国,都将是一个“利在当代,功在千秋,德馨万世”的划时代的历史事件!

2009年12月17日晨草就,29日晨修改于天通缘开关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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