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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与价值科学研究所 - 社会管理技术研究 - 印度的环境主义
印度的环境主义
添加时间:2009-6-3 下午 08:12:27 所在栏目:『社会管理技术研究』 阅读:2142 作者:张淑兰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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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的环境话语中,印度的环境主义独树一帜,足以与欧美相提并论。按照世界著名的印度环境主义研究的第一人拉马昌德拉·古哈(Ra2machandra Guha) 的界定,环境主义不仅仅是对大自然景观的文学欣赏和生物物种的科学分析,还是一种社会蓝图,其行动纲领是为了保护栖息地,防止其退化,并创造出破坏性较低的技术和生活方式。①可以说,环境主义是一门跨学科的研究对象,但它首先是一种历史进程,其次是包含在实际的历史进程中的理论、原则或信念,最后是将历史进程和环境理论结合在一起的特定的环境性行动。其对环境的忠诚超越于任何其他对象。

      一、产生与发展
    
    环境主义在印度有着悠久的发展史。印度教的圣书无一例外这样说:没有森林,就没有幸福。以至于古哈认为古代的印度人是最早的环境主义者。②就环境主义的发展史而言,古哈认为全球环境主义迄今有两波,第一波始于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第二波诞生于20 世纪60 年代。与此相应,他认为印度的环境主义也有两波,从20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是第一波,主要是一些思想家和持不同观点的科学家,第二波是1947 年独立以后,知识界的思考与民众的社会运动结合了起来。③
    
    笔者认为,在印度,完整意义上的“环境主义”诞生于20 世纪70 年代初。虽然古哈曾把甘地列入全球环境主义第一波的一员,但他后来的一篇文章却指出,尽管甘地的追随者坚信甘地是早期的环境主义者,但他们几乎不能提供有力的证据。④也就是说,没有具体的事实可以证明甘地是一名环境主义者。从古哈的这一矛盾来看,他在潜意识中也不认为在甘地生活的那个时代印度有真正意义上的环境主义。英国牛津大学著名的历史学家、甘地研究专家朱迪思·布朗也告诉笔者,不能说甘地是一名环境主义者,只能说他有关于环境的思想。⑤
    
    仅有某些环境思想不足以构成一个国家的环境主义。独立之前,印度各界尽管一直在探讨一种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如泰戈尔大量地谈到了印度的乡村手工业是一种人民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方式,甘地则极力提倡手纺车和乡村建设,认为这种简单的生活方式能够抑制人类的贪婪。但是随着独立的到来,这种声音消失了。直到20 世纪70 年代初,印度的环境主义才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时至21 世纪的今天,仍然生机勃勃。
    
      而且,第一波中的环境主义十分边缘化,与同一时代的其他“主义”相比,如社会主义、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环境主义在那个时代人们的意识中根本没有一席之位。只有到了当代,环境运动才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以至于同时期兴起的民权运动、学生运动渐渐平息下来,而环境主义迄今仍然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其原因正如古哈所言,第一波环境研究和著述严重脱离人民和当时的现实生活,而20 世纪60 年代后的环境主义研究者一般都亲身经受了环境问题的直接刺激,见证了甚至亲自参与了环境运动,其研究和著述既内容丰富,又与时俱进。
    
      最后,最重要的是,保护环境是一项全球性的工程,而发展中国家直到20 世纪60 年代末才加入其行列。特别是印度,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有力代表,在国际上有了自己的环境主义话语和声音,环境主义才真正具有全球性的意义。
    
      总之,完整意义上的印度环境主义诞生于20 世纪70 年代初。如果说标志性年代的话,就是1973 年“, 生态问题”大踏步地进入了印度的国家生活:3 月27 日,在喜马拉雅地区的曼达尔村(Mandal) ,抱树运动(Chipko Andolan) 首发;3 月31 日,印度的农业部长沃拉(B.B. Vohra) 在《政治经济周刊》上发表《土地的章程》,呼吁推行对环境友好的、适当的土地利用;4 月,印度政府宣布启动“老虎项目”,保护全国的野生动物。当然,印度环境主义的开始并非一蹴而就,之前的1972年,印度政府颁布了野生动物保护法; 之后的1974 年,喜马拉雅山区的嘎瓦尔( Garhwal ) 妇女的抱树活动引起全国反响,并使抱树运动闻名于世;同年,喀拉拉邦的人民科学运动(KSSP) 开展的科学普及运动使得印度各界开始认真思考环境问题。而印度学术界对社会生态的兴趣尽管来得较晚,迟于媒体和政府,但20 世纪90 年代以后,印度学术界对环境问题的热烈关注和激烈辩论进一步有力地推动了印度环境主义的发展。
    
    二、派别与主张
    
    印度的环境主义分成很多派系,具有不同的思想和主张。美国学者帕特里克(N. Patrick Per2itore) 在1990 年通过对印度政府、环境非政府组织和商业组织的调查指出,印度的环境观与西方截然不同,独具特色,主要包括绿色观、生态发展观和管理观。绿色观反对西方的发展模式,强调尊重生命和自然的多样性,认为只有草根式的经济发展才对环境是友好的,反对建立绿党。生态发展观认为印度的发展模式应该是小规模的、有利于环境的密集型发展,包括公平分配资源,人口计划,妇女教育,实现所有阶层的团结一致,并实行有限制的开放政策。管理观强调人类需求的重要性,信赖大规模的高能源技术,认为可以理性地控制经济增长和环境变化。作者认为,这三种观点充分证明印度的环境主义深深扎根于其自身的政治文化、社会风俗,是印度各种文化要素的综合体,并非受西方环境主义的影响。⑥
    
    马达维(Madhav Gadgil ) 和古哈从环境运动的角度出发,认为印度的环境主义有五种主流意识形态:一种是甘地主义,主要利用道德和宗教来批判现代生活方式,主张回归传统;第二种是生态马克思主义,主要从政治经济的角度来解释环境问题的产生,强调生态和谐是建设经济平等社会的必要前提;第三种是介于前两者之间的适宜的技术主义,认为应该充分利用古今中外的工农业综合技术来解决发展中的环境问题。这三种意识形态的影响是最大的。但印度还有两种环境主义观念,一种是自然主义者,一开始主张保护大型动物,后来强调所有的生物都是平等的,应该完全禁止人类在自然保护区内的行动。另一种观点是科学保护主义,认为要防止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就要依靠政府建立一些新的部门机构,采取行政和财政手段来保护环境。⑦
    
    苏米(Sumi Krishna) 从环境的话语出发,认为印度的环境话语受到多种意识形态的影响,包括甘地主义、社会主义、人类主义、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激进主义等等,可以说各种思想和方法交融在一起,无所不包。但仍然可以分成三种主流话语:一种是大众的话语,主要受甘地思想的影响;一种是激进的话语,持有战斗性的姿态,但是不把环境问题看作是核心问题;一种是管理的话语,其意识形态很难明确表达。而且,这三种环境话语的界限不是很明显,相互交叉。比如,就环境非政府组织而言,同一个组织在不同的情形、不同的发展阶段会把这三种话语都运用到实践中去。⑧
    
    实际上,印度环境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是社会正义、非暴力、草根民主和社区经济。而且,众多的环境主义研究者, 如马达维、古哈、阿尼尔(Anil Agarwal) 和阿米达(Amita Baviskar) 都认为,尽管印度有各种各样的环境主义话语,但生态马克思主义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即政治行动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将社会正义与生态可持续性结合在一起。⑨
    
    笔者认为,无论印度的环境主义有几种派别称呼,统统可以按照一种思想或主张的左中右来进行广泛意义上的划分,当然,左不一定就是正确的,右也不一定就是错误的,划分的标准是看这种思想是超越还是倒退于这个时代的最主流的观点。我们以占优势地位的观点为坐标,超越于它们的,属于左的、激进的,主张倒退的属于右的、保守的。根据这一划分标准,结合上述三种的派别分析,可以说,管理观、适宜的技术主义者和管理的话语基本上是政府精英阶层的,绿色观、甘地主义的和大众的话语属于右派的、保守的,而生态发展观、生态马克思主义和激进的话语属于左派的、进步的。下面利用上述学者的分析,就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几个层面概括一下印度环境主义的主要议题和观点。
    
    三、主要议题和观点
    
    在政治层面,如何看待国家在环境问题的产生和解决方面的作用,是人们争论的主要问题。主导性的观点认为,可以信赖国家保护环境的诚意,国家是解决环境问题的代理人,是人民利益的真正捍卫者,国家通过的法律和规章制度都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工具。但右派认为,环境问题的产生正是由于国家的政策和计划导致,因为这些政策和计划是由工业家、官僚、承包商共同制定的,他们完全漠视人民的实际需要。而且,正是这些规章制度最终使得国家对自然资源的控制越来越大,对资源的开发利用也越来越过分。而左派则认为,环境问题不仅仅是贪婪与需求的问题。他们注意到“资源从社会弱势群体转移到强势群体的现象”,认为环境问题更重要的是民主权利被破坏的问题。例如,国家制定了各种发展计划,但这些计划的制定没有征求民众的意见,特别是那些受发展项目影响最大的人民的意见,人民根本没有知情权和表达不同意见的权利,所以治理环境的过程就是把权力交给下层人民群众的过程。[10]
    
    在经济层面,“发展是环境问题的药方还是祸根”成为人们争论的主要问题。与之相辅相成的问题就是环境与发展的两难选择。主流观点认为“发展是药方”。1972 年4 月,英迪拉·甘地在全国环境计划与协调会议上指出:“在比较贫穷的国家,发展不是大多数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而是药方。”[11] 同年6 月在斯德哥尔摩大会上她进一步指出“, 贫穷是最大的污染者”“, 在贫穷的状态下不可能改善环境,不利用科学和技术不可能消除贫困”。[12]基于此,印度政府早于印度学术界特别是经济界认识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1988 年建立的印度政府环境与森林部也指出:“只有重新定位我们的发展,我们才能迎接现在以及将来的挑战,只有最明智地利用我们的自然资源来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我们才能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并充分发挥我们的人民的潜力。”[13]左右两派都否定政府主张的发展模式,认为如果继续追随目前的发展模式,只会加剧环境危机,但他们给出了截然不同的方案。右派否定西方的工业发展模式,认为西方的发展观是建立在剥削大自然的基础之上,主张回归工业化前传统的生活方式。这种观点在印度民众当中比较盛行,因为印度的文化信念秉承自然界是母亲的观念,认为河流、树木、大地和动物都是神圣的。左派则主张以更加激进的方式来解决环境问题,试图通过改变权力结构、给予边缘团体以实际权力来管理自然资源,从而解决当地的环境问题。在社会文化方面,人们讨论的焦点是传统文化、妇女、种姓制度、乡村与环境的关系,以及人口、消费与环境的关系。这一方面主要是左右派之间的论争。
    
      关于传统文化、妇女与环境的关系,右派认为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只存在于印度古代的传统道德价值观里。代表者是生态女性主义者席娃(Shiva Vandana) ,她认为:“南亚地区的所有宗教和文化都扎根于森林,这不是出于恐惧和无知,而是由于生态的觉悟。”[14]她还认为女性收集者比男性狩猎者在森林经济中发挥着更为关键的作用。而左派认为,印度几乎所有的早期环境主义者,包括学术界,基本上都将山民或部落民的生活浪漫化。比娜(Bina Agarwal) 认为不能回归传统,因为传统是不平等的。“从根本上说,要改变男女之间、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我们必须提高妇女与男人的讨价还价能力,提高保护环境的人与破坏环境的人之间的讨价还价能力。”[15]科尔卡( Kelkar) 和迪乌(Dev Nathan) 认为,印度文明的主流是种姓制和国家制度,它们的形成伴随着农业文明战胜猎集文明,而且,男女的劳动分工是由文化决定的,而非生态决定的,正是由于部落妇女丧失了对土地和森林资源的控制,才导致父权制社会的产生。[16]苏米也指出,印度教对自然的态度,并不像某些环境主义者声称的那样和谐与仁慈,所以重建生态和谐不能简单等同于重建“印度教的生态神学”[17]。
    
    关于种姓制度与环境的关系,鉴于种姓制度的罪恶累累,埃拉瓦提( Iravati Karve) 早在1962年就指出,在保护自然资源多样性方面,种姓制度是一把双刃剑。[18]  马达维和古哈认为种姓制度在形成的时候对生态空间的划分是不平等的,是有利于上等种姓的,但因为不同种姓的“生态空间”是世袭不变的,不能逾越,所以一方面避免了不同种姓间因为自然资源的相互争夺而发生的冲突,另一方面也迫使不同种姓在自己的生态空间内形成可持续的利用模式,否则会直接威胁其生存。[19]
    
    关于乡村社区与环境的关系,右派认为,印度的乡村社区在使用公共资源方面形成了良好的传统,所以应该回归传统的乡村生活。但很多学者的调查证实并非如此,村民有崇敬大自然的思想,但这种思想不一定能完全转化成他们保护自然环境的实践。所以早期那种主张完全回归地方管理、由地方来利用当地资源的观点并不现实。[20]
    
    关于人口、消费与环境的关系。某些极端者认为人口增长是环境的最大威胁,印度政府和左派的立场则比较温和,认为人口增长是“决定生命系统可持续性的一个关键因素”[21] 。右派的人很少强调人口问题,甚至完全忽视,他们常常引用甘地的名言“在这个世界上,自然界可以满足每一个人的需求,但无法满足每一个人的贪婪”来论证:不存在资源稀缺的危机问题,有的只是资源分配不平等和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是贪婪与需求的问题,所以他们主张改变富裕的生活方式,减少消费,减少各种能源开支。“土地可以绿化,环境可以改善,只要控制社会政治系统的人们能够学会控制他们的贪婪。”[22]
    
    印度国家的重要特色是多元统一,环境议题的论辩亦是如此。尽管有关环境主义的观点存在各种分歧,但在上述所有争论中都可以发现甘地与尼赫鲁的名字,因为他们都需要强有力的符号与象征。一般认为,印度政府主导的环境观完全是尼赫鲁思想的延续,而环境运动的指导思想则主要是甘地主义,研究者则主要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一种极端的说法是:凡是尼赫鲁错误的地方,就是甘地的正确所在。这种黑白分明的观点不但将复杂的历史简单化,而且是以普通人的心态衡量历史伟人对当今环境问题可能做出的反应。[23]今人应该实事求是地从环境的角度重新评价甘地与尼赫鲁,从而确定解决印度环境问题的最佳思路。
    
    四、特征
    
    与西方国家的环境主义相比,印度是“穷人的环境主义”这一概念的摇篮。“穷人的环境主义”意味着,在包含生态内涵的社会冲突中(主要是在农村地区) ,尽管穷人没有宣称自己是环境活动家,但是在资源保护和环境清洁方面,穷人属于力量的一方,而且,在这种非经济的领域,穷人有更好的机会来捍卫他们的利益。
    
      世界著名的南方环境主义和环境经济学研究者马丁尼兹- 阿莱尔(J . Martinez - Alier) 把世界上的环境运动分成相互交叉的三大类:荒野爱好者、生态效率的崇拜者和穷人的环境主义[24],直接驳斥了20 世纪80 年代末经济学家莱斯特·瑟罗(Lester Thurow) 关于“贫穷的国家和穷人对环境主义一点也不感兴趣”[25]的观点。确实,北方国家的环境主义主要是一种荒野保护主义,是中产阶级的发明,与生活质量和个人需求的满足密不可分。而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主义不是富裕的产物,而是贫穷的产物,是农民和其他社会下等群体为争取拥有土地、森林、牧地和水资源的控制权以维持他们的生存和生活而展开的斗争,属于“穷人的环境主义”。它的关注点是人的权利,是社会正义的问题,是为了让穷人与特权阶层一样享有自然界的成果。而西方环境主义的关注点不是人的权力,而是动植物和野生栖息地。[26]当然,荒野保护主义在印度也存在,表现为自然保护区和公园的不断增设,但因为该主义很少考虑到保护区内原住民的命运,所以追随者很少。
    
      穷人的环境主义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意味着“新的环境政治学在南方国家比在北方国家更容易形成”[27]。连美国环境史研究者保罗( Paul Sut2ter) 亦认为,美国的环境政治学之所以还没有形成,原因在于缺乏传统农民或农业人口的持续不断的反抗斗争。[28]穷人的环境主义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意义是,因为西方的环境主义没有解决世界自然资源日益减少的问题,没有改变西方“像蝗虫一样吃光这个世界”[29]的发展模式,而穷人的环境主义则严重挑战了这一主流的发展模式。印度学者用他们喜好的色彩把世界上的发展模式分成三种:资本主义的蓝色发展模式,马克思主义的红色发展模式,甘地主义的白色模式。他们认为,蓝色和红色的发展模式都把物质主义和技术主义看作是其发展元素中的必需成分,但是,红色关心穷人,主张人人平等。而白色的甘地主义则以穷人为中心,强调分权和非暴力的直接行动以及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和谐,反对消费主义。当然,还有绿色。绿色以生态为中心,强调非消费主义的生态文化。印度环境主义的特点是红绿白三者的不可分割或共生,尽管白色的甘地主义不占据优先地位,但仍然可见于红绿议程之中。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印度环境主义的独特之处在于:发达与先进性。在环境的话语中,能够与发达国家的学者进行直接对话的发展中国家学者,唯有印度,无论历史上还是当今。他们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上,创造出独具特色的环境理论和话语。当然,他们得天独厚,因为他们的语言优势,因为甘地主义对全球环境主义的影响非比寻常,也因为印度特色的民主给他们的学术带来的自由开放与发达,更因为印度环境运动的发达,它与欧洲同步,早于美国。当然,不可否认,起初,随着环境主义思想和价值观的传播,一些影响力很大的印度环境活动家套用了西方的话语,不可避免地在印度创造出一些理论与事实相悖的环境神话,以至于无论在知识界还是在实际活动界,那些不同的声音很难听到,反而不利于环境问题的解决。
    
      此外,从一般意义上讲,印度的环境主义还有如下三个特征:第一,妇女在环境运动中一直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常常起着领导作用。如抱树运动的领导人高拉(Gaura Devi) 。古哈认为尽管很少人知道她,但她在事实上培育了整整一代的印度环境活动家。反坝运动的领导人梅达·帕特卡尔(Medha Patkar) 是印度最著名的环境活动家之一,举世闻名。同时,不识字的妇女也是环境运动的重要生力军。对此,个别学者如席娃认为,这意味着环境运动的女性化。但绝大多数印度学者则认为,这一特点反映了印度妇女在社会分工中的地位,她们的生活和使命使其与自然界的联系更加密切。第二,印度的环境主义与其他社会思潮的关系是相互共存、独立并行的,不像其他国家那样被主流思潮所湮没。第三,森林不仅是印度环境主义的根源,而且也是印度环境主义的一种独特有效的形式。恰如泰戈尔所言,森林“养育了印度的思想和文明”。
    
    五、未来展望
    
    目前看来,印度的环境主义对国家的决策影响不大。
    
      第一个原因在于缺乏政治聚焦。苏米认为,印度环境运动和环境组织具有封建性、临时性、单一议题性和分散性,且忽视土地所有权问题,没有明确而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也没有与下层民众的社会政治运动联合起来,所以,印度的环境主义在性质上仍然属于社会思潮,不属于政治思潮。[30]的确如此,环境运动只是一种特定的反抗形式,参加环境运动的人绝大部分不是政治家,而是甘地式的社会活动家,他们宁愿以松散的联盟形式展开行动。他们认为尽管印度的民主有很多缺陷,但却是创造绿色经济的最好的制度。“我们都认为建立绿党体制并努力夺取国家政权是错误的,较好的办法是向所有的政党灌输绿色的思想。”[31]因此,印度的环境运动主要是为边缘化的弱势群体奔走呼号,关心那些生活受到城市工业社会威胁的山民、部落民和村民,特别是妇女和森林部落民的身份与文化。
    
      正是由于缺乏政治聚焦,所以印度的环境主义几乎不关心社会政治结构中存在的问题。一方面,他们很少关心同样包括贱民和社会其他弱势群体的城市移民和贫民窟里的居民,这样根本无助于人们对社会结构的不平等的理解。另一方面,他们只关注联邦中央政府层次的运作问题,而邦一级政府和中间的决策层则被彻底的忽视。
    
      总之,印度的环境主义要取得有效的影响,必须与政治联结起来,环境主义根本无法脱离政治。实际上,从1984 年开始,印度学者就将“政治”的观念纳入了环境问题的思考中,但迄今没有引起环境活动家的重视。
    
      第二个原因在于缺乏对“经济与生态的关系”的探讨。比如,甘地经济学在环境主义和生态经济的发展方面具有世界性的影响,但在印度,它只与政治相关,成为政党政治斗争中的一个符号。无论是尼赫鲁的民主社会主义,还是现如今的自由化全球化改革,印度在发展模式上早已抛弃了甘地经济学。所以,印度的环境主义尽管在森林政策方面取得了成功,但却失去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机会。[32]此外,印度的环境主义一直不倡导适宜的技术运动,缺乏对各类技术的公开讨论。
    
    第三个原因在于缺乏一种可以共享的价值观。在印度,每一个成功的环境运动的故事常常是独一无二的,无法复制的。而且,环境主义的方法毕竟是有限的,不可能一揽子解决性别、种姓和阶级这些社会不平等问题。所以,印度的环境主义在立足环境的基础上,必须超越环境的话语,创造一种共享的价值观,关注发展问题,为人民创造更多的可以选择的机会,而不是消灭机会。[33]
    
    第四个原因是印度的环境主义不接受客观现实。他们用传统生活的藩篱把某些社会群体圈定并隔绝开来,过分谴责城市的工业化生活方式,主张复兴传统,回归乡村。而印度的客观现实是:那些生活在生态系统里的人民并非完全拒绝物质的享受,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谋生手段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变化,印度将在2020 年左右变成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化国家。所以积极的环境主义必须与时俱进,思考如何使城镇变得适宜人类居住,为他们提供各种选择来控制社会和生态变化的后果。这也是印度的环境主义迄今没有为人类发展提出一条新的可替代发展战略的根源所在。
    
    马达维在2001 年总结印度的环境主义话语时指出,印度的环境运动已经经历了一代人,现在到了应该出现新范式的时候了。古哈经过研究与思索,在2007 年给出了一个范式:“多样性+ 可持续性+ 公平性”。这一范式抽取了当今世界三大主流的环境乌托邦的合理成分:原始主义的多样性、农民文化的可持续性和现代社会的公平性,并预言21 世纪中期,知识界和政界将主要辩论的问题是:“一个人应该消费多少?”
    
    注释:
    
      ①[26] Ramachandra Guha , “Environmentalism: A Global History”, in The Ramachandra Guha Omnibus , OUP India , 2008 , p. vi.
    
      ②④[34]Ramachandra Guha , How Much Should a Personconsume ? Permanent Black , 2006 , pp. 2 ,34 - 35 , 87.
    
      ③[23]Ramachandra Guha ,“Mahatma Gandhi and the Environmental Movement”, in Mahesh Rangarajan (ed) , Environmental Issues in India , Dorling Kindersley ( India )Pvt. Ltd , 2007 , p. 117.
    
      ⑤这是笔者2006 —2007 年在英国牛津大学访学期间与朱迪思教授的访谈。
    

  ⑥[31]N. Patrick Peritore ,“Environmental Attitudes of Indian Elites”, Asian Survey , Vol. iii , No. 8 ,1993 , pp. 804- 818.

    
      ⑦Mahesh Rangarajan (ed) , Environmental Issues in India ,Dorling Kindersley ( India) Pvt. Ltd , 2007 , pp. 416 -420.
    
      ⑧[30] Sumi Krishna ,“The Environment Discourse in India : New Direction in Development”, T. A. Sathyamurthy(ed. ) , Class Formation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Post - colonial India , OUP India ,1996 , pp. 411 - 412 ,433 - 434.
    
      ⑨Paul Greenough (ed) , Nature in the Global South , Orient Longman Private Limited , India , 2004 , p. 315.
    
      [10]Anil Agarwal and Sunita Narain ( eds) , Dying Wisdom : Rise , Fall and Potential of India’s Water harvesting Systems , Centre for Science and Environment , New Delhi ,1997.
    
      [11] Gandhi Indira , Indira Gandhi on Environment , New Delhi :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 , GOI , 1984 , p. 10.
    
      [12]Gandhi Indira ,“Man and his World”, speech at the UN Conference on the Human Environment , Stockholm , 14June , 1972 ; On People and Problems , Hodder and Stoughton , London , 1982 , 2nd edition , 1983 , pp. 60 -67.
    
      [13][21] GOI , National Strategy for Conserv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Report of the Core Committee , New Delhi: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and Forest , GOI , 1990 , pp. 23 ,3.
    
      [14]Shiva Vandana , Ecology and the Politics of Survival in India , New Delhi : Sage , 1991 , pp. 74 - 77 ; Stayingalive : Women , Ecology and Survival InIndia , New Delhi : Kali for Women , 1988.
    
     [15]Bina Agarwal , A field of One’s Own : Gender and Land Rights in South Asia ,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p. 85.
    
     [16]Kelkar G. and Dev Nathan , Gender and Tribe , New Delhi : Kali for Women , 1991 , pp. 112 - 113.
    
     [17]Mahesh Rangarajan (ed) , Environmental Issues in India ,Dorling Kindersley( India) Pvt.Ltd , 2007 , p. 316.
    
     [18]Karve Iravati ,“The Indian Social Organization”, in De S. K. ,et al. (eds) ,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India , Vol. II ,Calcutta : The Ramakrishna Misson Institute of Culture ,1962 , p. 549.
    
     [19]Madhav Gadgil and Ramachandra Guha , the Use and Abuse of Nature , OUP India , 2007 , p. x.
    
     [20]Amita Baviskar , In the Belly of the River : Tribal Conflict Over Development in the Narmada Valley , Delhi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8 , pp. 16 - 18.
    
     [22]Anil Agarwal and Sunita Narain (eds) , State of India’s Environment 1984 - 85 : The Second Citizens’ Report ,Centre for Science and Environment , New Delhi , 1985 ,p. 395.
    
     [24][32]Joan Martinez - Alier , The Environmentalism of the Poor : A Study of Ecological Conflicts and Valuation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New Delhi , 2005 ,p1 , p. vii , ix ,xxvi , xxi - xxii.
    
     [25]Lester Thurow , The Zero - Sum Society , New York : Basic Books , 1980 , pp. 104 - 105.
    
     [27]N. Patrick Peritore , Third World Environmentalism : Case Studies f rom the Global South , Gainesville :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 1999 , p. 244.
    
     [28]Paul Sutter ,“What Can U. S. Environmental Historians Learn from Non - U. S. Environmental Historiography ?”,Environmental History , Vol. 8 , No. 1 , Jan. , 2003 , pp.109 - 129.
    
     [29]Ramachandra Guha and JuanMartinez - Alier , Varieties of Environmentalism : Essays North and South , London : Earth scan Publications , 1997 , p. 231.
    
     [33]Sumi Krishna , Environmental Politics : People’s Lives and Development Choices , Sage Publications India Pvt Ltd ,1996 , pp. 12 , 264 -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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