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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专辑 - 钱宏GDE研究 - “霜前冷,雪后寒,太阳出来喜洋洋”——为什么要展开“GDE新价值评估体系研究”?
“霜前冷,雪后寒,太阳出来喜洋洋”——为什么要展开“GDE新价值评估体系研究”?
添加时间:2009-5-25 上午 11:38:11 所在栏目:『钱宏GDE研究』 阅读:1904 作者:赵启正、钱宏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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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大裂变、大衰退,各国政要、商界领袖、专家学者、国际组织已经写了太多文章,出了太多的报告,采取了不少有效止衰复苏的措施,包括两次G20峰会达成的共识。
然而,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始终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最新他在《为何经济复苏“萌芽”可能枯萎?》一文指出五大不确定性危险:“危险吧:鉴于巨大的产能过剩,目前仍存在通缩风险,这可能会给过度负债的借款者带来可怕的后果;鉴于失业率不断上升,财富遭受巨额损失,低储蓄率国家的负债家庭,可能会将其储蓄率提升至异常水平;鉴于需求和利润骤降,企业缩减投资的延续时间与幅度可能非同寻常;鉴于持续的巨额财政赤字和不断高涨的债务,风险厌恶可能会导致政府借款利率的上升;鉴于对风险更高的借款者的规避,许多新兴经济体可能会陷入资本流入减弱、产出减少、资产质量下降的恶性循环中。”这五大不确定性危险,加上人为因素引发的各种自然灾变的不确定性、吃光“人口红利”后人力资本市场的不确定性和由贪婪无节制可能诱发的社会动荡的不确定性等“八大不确定危险”,构成了用我们的话说,叫做“霜前冷,雪后寒”局面。对发达国家而言,可能是“霜前冷”,而对于新经济体则可能正好是“雪后寒”,但结果和结论,都是在现行世界体系范畴内不可持续。因此,正如马丁•沃尔夫在文章最后,睿智地指出:“全球经济不能回到危机前的状态,因为那显然是不可持续的。目前,我们处在一个长期且令人痛苦的去杠杆化和重组过程的初级阶段。幸运的是,政策制定者已消除了最糟糕的可能后果。但在脆弱的幼苗长成茁壮的植物之前,仍有太多的事情要做。”
既然危机前的世界经济状态显然是不可持续的,那么我们想,这其中应当正视并着手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回溯人类经济行为的统计评价历史,重建适应当下及今后经济社会生态运行价值评估体系及其客观参照物。不改变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评价体系及其客观参照物,这场世界经济“霜前冷,雪后寒”的最大风险将可能是另一次全球“大洪荒”,不管它不再是“天灾”,而是“人祸”——操纵世界的强势精英贪婪的无限制、无节制和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满足其贪婪的手段、资源的有限性之间永恒矛盾的总爆发!
但是,毕竟太阳每天都从东方升起,如果我们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去冲破裹胁霜雪的重重阴霾,也许,人类德性的太阳将再次升起!
所以,这场世界经济危机的更完整的表达,应当是:霜前冷,雪后寒,太阳出来喜洋洋……
 
让我们从中国说起。
中国共产党第17次代表大会把“建设生态文明”提到战略高度,因此,转变发展方式、转变增长模式、转变政府职能理当成为各级政府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历史性任务,而事实上,“三大转变”的历史任务至今依然没有作为常规议题,提上中国各级政府、社会组织包括各种媒体的主要议事日程。
这是一种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不应当发生的现象。究其原因看似非常复杂,其实也很简单。这就是任何发展方式、增长模式和政府职能,都必然与某种习惯性的评价体系与参量联系在一起。美国人1930大萧条后天才地发明的GDP或GNP就是这样一套评价体系,当中国1980年代放弃前苏联式的计划经济模式后,就开始逐渐接受GDP的方法,并从1990年代始成为习惯,乃至形成了一种“唯GDP增长率”的行政惯性思维。
去年美国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出现衰退以来,在中国有两种相反的观点,有学者认为“我们(中国)的GDP基本都是钢筋水泥,这些固定资产投资在欧美各国才占20%左右甚至还不到。欧美各国的GDP的组成是以消费为主的,他们消费占70%,而我们的消费仅占35%!”于是,他呼吁政府放弃GDP的增长。与此相反的观点是“既然GDP成为中央衡量各级政府工作的基本要求,生态文明和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短时间内就是无法协调的,尤其经济起飞阶段。”这在我们各级干部中却依然非常流行。
然而,“新的发展方式”、“新的增长模式”、“新的政府职能”,是相对于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而言,远不只是个环境保护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它们就不只是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同时也是一种“新的社会发展模式”。所以,它们相应地需要一种全对新的“价值评估体系及其参量”作为“参照系”。只要我们的经济社会评估体系依然是以GDP为“参照系”(对各级干部而言基本等于“政绩评价规则”),我们就不可能完成“三大转变”,建设生态文明也至多只能是锦上添花。因此,简单“放弃GDP增长”和把“生态文明与发展经济对立”起来不仅都有失偏颇,也都行不通。同时,“放弃”和“对立”,都涉及现行世界经济体系以及中国和全球经济社会运行的现有规则与人类新的文明形态的现实性问题。
从亚当•斯密的自由竞争,到凯恩斯的国家调控,再到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从欧盟建设的历史经验,到美、日、英经济体系,到中国的政府公司化模式。这个世界现在正处于重建重组的过程当中,这次经济危机以后,现行规则肯定会发生一些根本性的变化和调整,中国不能再去依赖某些强势经济实体去继续操纵世界经济运行,而是应该更多的去参与经济的重建,以备新规则形成后被动应对那些对中国和世界稳定的不确定性因素,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更重要的内容,今天,中国政府应该有更加大胆或更加开放的观点,需要在全球体系当中打下自己的烙印。因为,尽管我相信中国扩大内需,特别是内需增长高于产出增长,那将是中国对世界经济能够作出的最大的贡献,也是整个世界都期待看到的情况(很显然,中国出口举足轻重程度已经到了:如果进一步下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需求也必将随之下降)。而从这次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迅速造成中国5000亿外汇储备蒸发和出口贸易下滑的情况来看,这种贡献,必须在新的世界规则体系中才能真正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那么,中国人当然需要贡献自己的想法。
GDP是着重于物质财富的评价体系,一种经济指标,亦即一种对人类以“物质能源”为动力创造的社会财富的核算方法。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创造的财富主要依靠“物质能源”如化石能源为基本动力,依次经历了蒸汽时代、内燃时代、电子时代、核子时代,每一个时代比前一时代过去创造的财富总和还要多,于是,人类迷醉于化石能源的掘取豪夺,沉绵于GDP增长率的追求,且似乎物质财富的增长永无止境。然而,化石能源终归有限且再生时间以数万年为单位,环境污染,地球变暖(或可能突变冰川),基尼系数攀升,经济泡沫,群体事件,早已预示了“增长的极限”。尽管人类也许还能寻找到比化石能源更优异的新能源,但也终归有限。
无论是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国内生产总值,即行政地理意义上国家的产出,包括外国投资的产值),还是 GNP=Gross National Product(国民生产总值,即生产要素组织所有权意义上的产出,包括到外国投资的产值),这两种评价体系或经济指标缺陷之所以显而易见,在于其把Product一词动词形式Produce中最核心也最基本的内涵即“人自身的生产”(马克思)亦即所谓知识经济时代(亦称后工业经济)最重要的所谓“人力资本”的生产过程或能量转换,以及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能量转换给简单忽略遗漏掉了。
地球上唯一永不枯竭的可持续循环能源,是生态能源,或者干脆说是生物能源,尤其人类自身所特有的“精神能源”。回溯人类文明的起源,我们不难发现,人类最初也是和其他生物种群一样从大自然汲取动植矿物资源,作为自己生存能量的基础。而文明诞生于人类天才地发现并将一些植物动物品种筛选出来成规模地种植和养殖,以供自己安居乐业休养生息之需,而且这种经验和精神创造被一代一代传递、丰富、文而化之,生命不息,产能不止,文明使人类最终成为所谓“万物之灵”。
其实,即使是化石能源、电能、核能、风能、太阳能、地热能、生物能的利用,也无不是这种精神能量创造的阶段性结果。所以,不管是采集狩猎文明、农耕文明,还是工商文明,人类始终依赖的不是外在能量或能源,而是自身的精神能量或能源。如果说,工商文明建设似乎主要依靠的是物质能源和资本能量等外在工具作为推动力,那么,生态文明建设则明确要求主要依靠人自身的精神能量或能源亦即创意这一内在工具作推动力——只有精神能量或能源才是人类和地球生态自觉的自组织力。
在这里,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说“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以人为本绝不只是个“民生”问题。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生态全球化背景下,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共生关系形态”将进历史地再次取代“权利关系形态”,同时,一种我称之为“公民共生体”将进一步取代包括主权国家、民族国家在内的与工商文明相适应的“利益共同体”,正如罗伯特•赖克所指出的“我们正经历一场变革。这场变革将重新安排新世纪的政治与经济。届时将不存在国家的产品或技术,不再有国家的公司、工业乃至国内经济等等这些为我们熟知的旧概念。国家的边界以内将只剩下组成这个国家的人民。……而全球经济的离心力正试图拆散把一国的公民们联系在一起的纽带。” 所以,传统经济学思维,或单纯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作为当今时代特征已经不合时宜。
人类正面临一次全新的历史转折点,需要一种全新的时代精神,中国和世界才可望真正走出全球危机。只有地球村的全体公民以及全社会、全生态的和合共生——和解共存、和衷共济、和谐共享——中国和世界合力前行才能共同走出维谷。我们曾经将这一全新时代精神表述为十六个中文字,即:“全球视野、东方神韵、善待他者、和合共生”。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提出展开一种新的研究,即:“建设生态文明GDE全球经济社会生态一体化发展价值评估体系及其新参量研究”,简称:GDE新价值评估体系研究。
 
我们的初步构想如下:
基于Energy一词,具有能源、能量、活力、产能、干劲、精力、能力等多种涵盖力而且,一切自然物质运动、社会生产运动和精神文化运动都是以一定量的Energy Conversion(能量转换或能源转换)为介质来完成的,因而,可以把人自身的生产、人的物质、精神生产,以及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全方位、全生态地加以观照参详。所以,也许用Energy Conversion总值来做经济社会生态一体化发展价值参量将更具有科学性、可行性。
这里的能量转换或能源转换,可以同时依据3个值的综合评价来加以计算(具体可以再细化,并作出若干理论模型与方法规则),即:
能产1:能量转换的消耗量(-值),生产过程消耗原材料量及对环境生态(包括社会公平损害率、游戏规则混乱带来社会交易成本、机会成本增长、国民身心健康受损、非法经济)破坏量等;
能产2:能量转换的产生量(+值),生产产出价值及环境(包括人自身的生产<如所谓“人口红利”>、家庭乡村社区公益经济、政府投资产值、市场投资产值、可再生与不可再生自然资源贡献率、社会公益建设贡献率、幸福指数)优化价值等;
能产3:创意(精神能量、思想、文化、金融创新、科技创新及自主知识产权、参与自然修复循环)生产量(+值)。
这种“能产值123综合评价体系”,显然是一种人与自然经济社会生态一体化成长评价体系。能产值123综合评价体系,既把现行GDP或GNP的方法考虑在内,又把所谓Green GDP或Green GNP的方法考虑在内,还把“创意产业”(所谓GDC和GNC的方法)考虑在内了,同时全方位涵盖了人自身的生产、家庭生产、社区乡村生产、自然资源贡献、社会公益贡献、政府与市场投资的正负能产值。
3值统计中第1值显然是负值,为了强化环境、气候、生态意识,人类首先应当了解自己“能量转换的消耗量(-值)”,其次才是正值,即第2值和第3值,相当于现在GDP或GNP的统计方法,但较之涵盖面宽阔得多。尤其是第3值,远不是目前所说的“文化创意产业”所能概括的,它将是从“知识经济”(后工业经济)到生态文明时代“生态经济”的主要评价指标和基本参量指标。
能产值123综合评价体系,或许可以提出三个与生态文明及其生态经济(自然创意经济)这一新增长模式相应的参量:
一是:国内能产转换值,即GDE=Gross Domestic Energy-conversion Conversion
二是:国民能产转换值,即GNE=Gross National Energy-conversion Conversion
最后:世界公民能产业转换值,即GWE= Gross world-Civil Energy-conversion Conversion
 
我们相信,只有完成了生产业绩评价体系及发展参量的改变才能改变发展方式、增长模式和政府职能。
新的参量,及其人与自然经济社会一体化成长评价体系,将改变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的评价体系和生产、生活、生态格局。当美国金融海啸带来世界经济危机的同时,也给新的世界文明——即“生态文明”及其人类健康且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带来了转机;当世界新的生产、生活、生态参量诞生时,人类还需要死撑美国人80年前贡献的GDP及其增长率吗?
就说这次美国要不要救汽车业的问题,当然这要看他们国会作出什么判断,但根据国内能产转换值,即GDE(Gross Domestic Energy-conversion Conversion),或国民能产转换值,即GNE(Gross National Energy-conversion Conversion),乃至世界公民能产业转换值,即GWE( Gross world-Civil Energy-conversion Conversion)统计方法,及其“能产123值综合评价体系”的要求,全球汽车业这个现代生产、生活、生态发展的领头羊(房地产牵动50个行业,汽车业牵涉的行业更多,是美国式高消费的基础),现在,到了必须加以限制的时候了。
因此,试想:如果美国国会不救美国的汽车老大(据称是现代工业的领头羊)会怎样呢?在全球化的今天,既然美国汽车业的问题不是技术问题、不是资金问题,而是金融危机的暴发终于暴露了其管理成本居高不下使其丧失了市场竞争力,美国人完全可以好好地算一笔帐,把这个传统产业转让给目前尚有低管理成本优势的新经济体(比如中国、印度、巴西)去发展,而着眼于高端技术的产学研创造和创新,比如哪怕仅在可再生能源如生物燃油和与之相应的动力机车上取得突破性进展,美国很可能继续在生态文明建设中走在全球的前列。
再试想:我们完全理解“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任务或策略原则的合理性,但是,为什么非是8%,不是8.3%,不是7.5%或6.8%?如果中国的GDP能够保持5%持续增长10年(可以做一个3年、4年、3年规划模型),而把一部分投资和精力用在中国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民间的市场自组织力的保护和培育上,以一种更加从容、慈悲的心态和更富战略、大战略的眼光、思维,乃至在国家治理和世界事务中整体体现崛起时代相配置的一种新的中国哲学观念即“全球视野、东方神韵、善待他者、和合共生”,从而去整体规划、布局中国社会的生产、生活、生态在当下与未来的和谐、健康、可持续成长,不但天不会掉下来,而且会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永续的发展后劲。
可是,现在得用GDE或GNE及GWE参量,及其“能产值123综合评价体系”,而且,必须是全世界共同行动才能完成一次人类性的历史回归,才能在新自然人文时空——世界公民共生体-地球公共家园——的永续循环中实现。否则,再好的理念,再好的设计规划,一碰到DGP参量,尤其是碰到政府公司主义背景下的唯GDP率评价规则,都将毫无意义,不了了之。
所谓转变发展方式,转变增长模式,转变政府职能,转变决策者和执行者的观念,都要从转变发展参量、增长参量及其评价体系开始。我们常说抓大事,抓根本,这就是根本,这不只是中国的根本,也是世界、是人类的根本。
这就是GDE、GNE、GWE的现实的革命性的意义。让我们把迷失发展目标硬道理,转变到恢复、重建人类安居乐业休养生息的常识上来。
但是,这里仅仅是一种新的思想,或者说一种新的思路,而一种新思想、方法,要想变成可操作性的现实,还需要完成理论体系的构建,为了进一步完善“GDE新价值评估体系研究”,我们需要来自在多学科的学者及相关的组织机构提供专业支撑。
为此,我们提出此课题的立项研究申请,希望能得到各国政要、商界领袖、国际组织、专家、特别是思想家、战略家和热心朋友的支持和帮助。
 
2008年11月-2009年4月13-23日于中国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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