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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专辑 - 钱宏GDE研究 - 何必死撑GDP高增长率?
何必死撑GDP高增长率?
添加时间:2009-5-25 上午 11:24:13 所在栏目:『钱宏GDE研究』 阅读:1613 作者:钱宏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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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记:今天早上看到我的朋友MSN(2008-11-25 07:33:37)留言说:呼吁政府放弃GDP的增长。郎咸平表示,在未来三个月,会不断地在媒体里呼吁,让政府放弃GDP增长。“我们的GDP基本都是钢筋水泥,这些固定资产投资在欧美各国才占20%左右甚至还不到。欧美各国的GDP的组成是以消费为主的,他们消费占70%,而我们的消费仅占35%!”郎咸平表示赞成政府投资4万亿元救市,但路径不同意。他说,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讲,广东企业生产力过低,这话有道理。郎咸平认为,全国98%的制造业生产力都很低的,“应该将这4万亿元都用在制造业过冷的部门去,用到公益里去,才能藏富于民。” 
不管“让政府放弃GDP增长”,是否偏激,但这个观点的理性基础与我不谋而合,但愿郎咸平的呼吁对中国高层决策人士产生点名人效应。
我想提醒读者朋友的是,呼吁性的文章很重要,但还要有理论思维作支撑,所以,我请求大家再了解一下我在《何必死撑GDP高增长率?》、《“生态经济模式的参量”刍议》和《把增长方式转变到发展“生态经济”上来》(http://blog.ifeng.com/1388458.html)三篇小文中所作的探索。
特别是“新的参量”这一篇,也许,它将改变世界经济发展的评价体系和生产、生活、生态格局。比如这次美国要不要救汽车业的问题,我的观点,当然这是他们国会作出什么判断,但根据国内能产总值,即GDE=Gross Domestic Energy Conversion,或国民能产总值,即GNE=Gross National Energy Conversion统计方法及其“3值综合评估体系”的要求,全球汽车业这个现代生产、生活、生态发展的领头羊(房子地产牵动50个行业,汽车业牵涉的行业更多,是美国式高消费的基础)必须加以限制……
2008年11月25日晨于上海开关居
 
我想提出一个问题,请朋友们帮助我解决。
我一直在想,美国人发明了GDP,中国政府拿过来了,把自己变成公司型的政府,以至成了政府公司主义。
政府公司主义主导下的中国各级政府,银子堆积如山,似乎最需要的永远是无非三大件:一曰GDP增长(税收与财政收入最大化),二曰劳动就业率(政府与资本家安全地分享“剩余价值”),三曰卖产能(特别是钢筋水泥电化石能源和廉价轻工业产品,诱惑外国人尤其美国人高消费和刺激本国疯狂搞基建吹大泡二者并举),核心还是GDP增长。金融的GDP贡献率和社会贡献率,在中国并不高,到目前为止,中国股市的最大赢家是金融机构自身,比如短短几年把国营商业银行几十年积累下来的呆账、死账全部消解还有大把的盈余。
市场经济是个好东西,当它与私有制结合时,就是自由资本主义,自由资本主义能够推动社会经济成倍地增长,但会出现垄断,出现劳资纠纷,还有许多的不确定性,马克思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于是,作为内部纠正机制,在美国出现了《反垄断法》,出现了福特式的人民资本主义,尤其是当冷战来临时,在欧洲则普遍实施了加强社会保障系统和高工资制度建设,促进了大众生产和人大消费,出现了所谓“福利国家”或民主社会主义。也促进了欧洲的和平统一。
计划经济也是个好东西,当它与国有制结合时,就是国家资本主义,或者叫苏联式共产主义,中国则通常把它称之为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能够集中资源“办大事”,有利于现代化后发国家快速完成国家资本原始积累实现基本工业化布局,但也会出现垄断,而且是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的垄断,出现社会原创力亦即社会自组织力和个人(公民)自组织力的缺位,后发国家内部更面临人民普遍贫困甚至经济长期停滞的难题,于是,作为内部纠正机制,前苏联和中国出现了市场经济导向的社会转型改革,前者走向了“民主+威权的共和新体制”,而中国走向了政府公司主义,即或保留政府对权力资源的垄断,但生产要素尽量按市场机制进行配置。
政府公司主义是自由资本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或苏式共产主义杂交产品,在比较优势理论与非民粹主义合谋之下,通过实现权力精英、财富精英、知识精英的联盟,最大限度地实现政府金融资本主义积累。但国家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的垄断和社会原创力亦即社会自组织力、个人(公民)自组织力的缺位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真正的大众生产,尤其是大众创意和大众消费,始终不能启动起来。这就是所谓的中国模式。金融海啸和全球经济危机到来,世界各国政府及资本家们都在口是心非地盛赞“中国模式”,无非是盯上了中国政府口袋的钱。诚然,中国政府没有他们一厢情愿的那么傻,问题还是回到中国内部吧。
这里,我不想重复30年来乃至60年来,尤其1995年以来政府财政收入远远高于国民收入的事实,也不想重复“高GDP,低GNP”的老调(同义反复可能有利于发现非均衡问题,但要突破还是要有新的方法),因为,二次分配或财政转移支付已经提到中国政府的议事日程,且在全球各国政府共识“救市”语境下,中国政府率先出台“十大救市措施”拿出4万亿人民币准备金,力度超过美国的7千亿美元——按GDP总量比率看,中国现有GDP总量为5.3万亿美元,美国为14万亿。问题是,从十大救市措施的列项数字比例看,用于民生领域与用于增长领域的各占5个,但最后,不管4万亿从何而来,关键还是4万亿到底多少落到保民生,多少落到保增长,仍然是未知数。在政府公司主义治理结构与GDP评价参量不可改变的条件下,可以预见的惯性可能仍然是GDP增长第一。事实上负责落实这4万亿救市计划的国家发改委门前,已经挤满了各地政府和有条件的企业,为了争取分得或多分一点份额,像计划经济时代一样开始“进京跑步(部)”!
4万亿啊,如何花?这是需要公心、智慧和创意的,前提是还得按经济规律、政治规律和社会规律办事。
诚然,即使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它也只能确定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而不可能规定所有的社会机制和国家治理结构。中国30年“先发展,后分配”的路径,成绩很大,问题很多,尤其是在政府公司主义主导下必然导致国家治理结构的扭曲。最明显的一点,就是衡量生产力价值的价格体系的扭曲。比如基层政府和相关特权阶层对国家资源收益公有化的侵蚀,如国营企业管理层拿的大部分属于资源性升值而非经营性增值收益的高薪,再如土地征用收益落入各地政府等手中,造成4000万失地农民问题,从而增加累积了社会健康发展的机会成本。再比如人为限制垄断产业的竞争机制、政府高储蓄率为财政对竞争性行业的转移支付大开方便之门,而对教科文卫体公益性事业却向来吝啬抠门,城乡劳动力(价格)收入在要素分配中的比重远远低于基层政府财政收入和资本收益,“低个人收入、高个人所得税”必然是“低消费水平”,最核心的问题还是公民大众创意型生产发挥不出来……很明显,国家治理结构扭曲的背后,还是老问题,即:政府角色(职能)越位。最后,即使是“救市”,只要你越位,你的社会公共职能不能回归本位,他就必然会“进京跑步(部)”,事实上,经验证明确实需要“进京跑步(部)”十分有效果。
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现在国家手中有钱了,为什么不能尝试:通过国家调控政策,实施“同等国民待遇,统一社保体系”立法机制,即,通过加强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把社会三分之一的收入用于建立社会保障系统,建立高工资制度,以促进涵盖全体公民的大众生产和大众消费呢?这不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最具体的体现吗?“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应当从国家战略平衡的高度上落实到“以公民为本”的具体实践和“公民主权”的政治哲学上。
我想,在全球经济危机到来美、英、德等发达国家都出现GDP负增长的情况下,无论政治家、经济学家、金融家和实业家们如何夸张地形容这次经济危机与1929年经济危机是小巫见大巫(这次是大巫,29年是小巫),但不争的事实是,世界各国并没有出现1929年那样的社会性恐慌,人们并没有那种世界末日来临的感觉。为什么?因为与1929年经济危机比较,有两大新的价值体系已经成型,并且在世界各国的覆盖率很高,第一大新价值体系,是世界各国在社会民生领域的生产创造活动依然活跃,支撑生态文明的创意经济和创意产业(包括文化产业)开始展露新的活力,拓展了人类生命价值的空间,这种活力和价值空间不仅表现为一种生产方式,而且它本身就是一种生活方式;第二大新价值体系,就是世界各国在民权领域的制度建设趋于成熟,覆盖全民全社会生态的“同等国民待遇和统一社保体系”,不仅在发达国家,而且在所谓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中国家已经不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神话。
那么就我想啊,既然政府公司主义主导下的GDP幽灵让所有的中国人都感到累得不行,而且,在现行国家治理结构条件下,政府赚了太多的钱还让国民平添了许多忧虑,那么,我想提出一个问题:假如中国GDP从明年开始稳定在5%增长10年,而把主要精力放在社会公共事业建设上,结果将会如何?天会塌、地会陷、人会怨吗?
如果不会塌陷怨,哪位高人能帮助我做一个模型,一个按4年、3年、3年的递进性计划模型?这个“递进性计划模型”的指标要求如下:精神状态、道德水平、教科文卫体水平、城乡一体化的社会发展的制度体系(包括政府评价体系)、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社会自组织体系、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创意经济……所有这些指标出发点与归宿点,都要引向全生态的全民安居乐业的健康从容的可持续的幸福指数。(请参看钱宏《“救市”重要,“内需”更根本》)
我的问题是:何必死撑GDP高增长率?请大家都来帮忙想想,谢谢了!

钱宏2008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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