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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水概念的当代诠释与社会管理水平提升

作者  |  来源于  |  编辑于2010/12/11 21:16:59  |  浏览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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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水与社会管理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治水本身就是对水的社会管理,是整体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另一方面,对水治理的好环又是社会管理水平的重要指示器。所以,优秀的社会管理者往往会把治水放在十分重要的善治位置以及相应的战略高度上予以考量。当前,我国正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人与水、社会与水的和谐是和谐社会整体的重要方面,因此我们需要超越治水本身去思考其意义。
治水在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中间历来受重视,有许多动人故事,也有很多治水的名人,如禹、孙叔敖、西门豹、李冰、王景、范仲淹、王安石、郭守敬、潘季驯、李仪址等等。但是,这些历史名人大多数是以治理水患出名的。也就是说,在历史上,治水很大程度上指的是对水患的防与治。其实,这仅仅是狭义上的治水概念。今天的治水是广义的社会管理概念,涵盖了对水的全方位管理、保护、开发与运用以及水处理等诸多方面,已经远远超越水患防治的范畴。水患防治更多的是跟江河海堤修筑、河道疏通相关的。而社会管理意义上的治水则内容更加丰富。除了水患防治的内涵之外,还包含诸多其他意蕴。
古代人对治水的理解虽然总体上比较狭隘,但许多古代思想家们对水的认识还是很有思想深度的。古希腊的泰勒斯认为水是万物的本源;恩培多克勒认为世界由“气、水、火、土”四种元素组成;中国古代哲人提出“五行学说”,把宇宙间的事物分别归属于水、火、木、金、土五种基本的类别;等等。这些关于水的哲学曾经对人类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许多古代思想家们对水的认识还是很具有辩证性的。《庄子•大宗师》说:“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这已经有了关于水之多寡的辩证法思想。《庄子•逍遥游》更提及如何巧妙地利用水的问题:“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由此可见,治水概念中还包含水思想的意蕴在内。
在特有的水治理概念和水思想指导下,从古到今还形成了悠久的治水实践历史。这些实践留下的是各种各样的水文化。水跟文化有密切联系。不仅各种文化文明都是倚水而生长与发展,故而有“水成大文化”之说。水文化实际上牵涉的是水开发和利用问题。我国历史有许多著名的水工程,包括四川的都江堰、新疆的坎儿井、贯通中国南北的大运河、北海团城古节水工程以及现代的南水北调等等。在许多缺水的地方和干旱季节,人们还有独特的乞水仪式。同时,也有各种民族性的个性化水文化,如“泼水节”等。这些工程、各种仪式以及个性化水文化活动已经成为千古传颂的文化遗产。这样,治水概念中也包含水文化的内容。人类对水的利用不仅仅局限于水本身,而且也对水能进行利用
此外,在现代人视野中,治水还包含着对水的生态保护、水的处理、人与水以及社会与水的和谐、关于水的各种科学知识等等。也就是说,治水具有特殊的伦理价值,它是根据人类自身价值选择对水进行科学的管理和利用。
综合起来,笔者以为,现代的治水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管理概念,包含水治理、水思想、水文化、水知识以及水和谐等多种内涵。
从对水的社会管理角度来理解治水概念,是现代人对水和治水的认识的深化和丰富。当代的水管理是对水的合乎人性化的全面治理。正因为如此,需要从多角度、立体化地思考加强对水的社会管理。
第一,要加强水资源的社会整体调配。不仅全球的水资源分布存在严重差异,而且还存在着一个国家内各地区间的水资源分布不均的问题。以我国为例,水资源空间的分布十分不均匀,华北地区人口占全国的三分之一,而水资源只占全国的6%;西南地区人口占全国的五分之一,但是水资源占有量却达到46%;水资源差距最大的年份,西藏与天津相比,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直接的差距甚至高达1万倍(见新华社2005年6月7日报道)。这表明,我国的水资源分布差异十分巨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通过有效的社会管理,社会的发展会因为水资源的分布不均而出现严重失衡,从而影响社会经济的整体和谐和可持续发展。只有加强社会整体调配,才能改变因自然条件导致的争夺水资源方面的不和谐局面。有的时候,这种不和谐甚至可能演变为国际纷争。所以,必须对水资源加以有效的管理和整体调节。事实上,我国在调节水资源分布不均方面做了大量努力,包括实施举世关注的南水北调工程等。
第二,要加强对水设施和水工程的规划和管理。为了防治水患,有效开发和利用水资源,需要建设大量的水设施和水工程。这些设施和工程的规划与管理是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而且,其规划与管理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会直接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实践证明,我们的不少江河海堤出现险情,导致城市积水、洪水泛滥,以及缺水旱灾等等,都跟水设施和水工程管理不善有关。2010年西南发生历史上罕见的旱灾,5104.9万人受灾,饮水困难人口1609万人,饮水困难大牲畜1105.5万头;农作物受灾面积4348.6千公顷,其中绝收面积940.2千公顷;因灾直接经济损失190.2亿元(见《人民政协报》2010年3月23日)。这场灾害在很大程度上跟该地区基础水利设施不如30年前的状况有很大关系。建国以来,我国兴建了大量水设施和工程,但很多都缺乏科学的管理。以南方某县为例,全县200余座水库中就有病险库123座,占水库总数的61.2%;5.6万口山塘严重淤积,90%以上带病运行(见《人民政协报》2010年3月23日)。同样,许多水灾也无不跟防洪设施的管理和规划不到位相关。从新闻报道看,即使在我国北方城市,下雨量远远比不上南方,但大连、沈阳这些城市的许多路段和居民区,一到下雨就出现大面积的积水和排水不畅。这表明,加强对水设施和水工程的规划和管理,已经刻不容缓。
第三,要提高水处理的技术水平和相关管理水平。现代社会已经离不开科学的水处理。相关的先进工艺和技术的运用通常可以体现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生活饮用水的生产技术水平更跟民生关系重大。各种废水的处理对于环境保护、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有着巨大影响。现代水处理技术及其运用已经越来越高科技化。但相关的工艺和技术需要有科学规范的标准予以管理。尤其是,对水处理行业的规范化管理、对水处理企业的监督监管等都是跟社会稳定、甚至社会安全有着重要联系。在私有化和民营化的浪潮中,相关的规范和监管应当更加要受到重视。这些往往都是社会管理水平的重要标杆。
第四,要提升对水的综合治理水平。从系统的角度看,人类需要对水进行综合治理。一方面,考虑到水环境是一个整体生态系统的问题,因此通常需要整流域甚至多流域和跨流域予以治理。而跨流域、多流域、整流域治理是需要社会各部门、各地区相互协调作战,共同参与,才有可能。这样的整体调动和系统功能发挥,通常需要良好的社会管理水平作为支撑。另一方面,水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通常也是一个综合治理的问题。水资源的潜能是多方面的,需要综合予以开发和利用。水资源的治理环节设计、相互衔接、保障效益分配公平、长短期利益协调等诸多方面都是需要综合考虑的,需要政府充分发挥社会管理职能,才能做到。例如,长江上兴建了大量的大桥,但因此可能会影响航运能力的发挥。这就需要社会调节机制很好地发挥作用。
第五,要提高对水变化趋势的预测能力。由于各种自然因素和人类活动的影响,水的变化趋势会呈现出多样性。为了有效地治水,人类需要准确地预测水的变化趋势。虽然在目前的科学认识水平上,人类还很难完全精确地做到这一点,但有效地对水量和水质进行检测、对降水量准确及时地预报、水灾害的预报和应急响应、水缺乏的应对策略和预案设计等等都是社会管理整体层面的重要任务。因此,提高对水变化趋势的预测能力应看成是对水的社会管理中不可缺少的内容。
第六,要强化对水文化的保护与开发。无论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还是在现实的历史断面上,水文化都在整体文化系统中占有着重要地位。无论何种文化,似乎都无法缺少水文化的内容要素。这可能是有人类文明跟水的密切关系所致。但是,水文化需要合理地开发和利用,才能有效地发挥对社会与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而且,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许多古老的水文化还面临着灾难性的被毁坏或“被淡忘”。对此,需要从整个文化系统发展的角度,予以保护。通常说来,水文化的保护、开发和运用状况,也能从一个侧面体现社会管理水平。
第七,要加强对水教育的社会管理。整个社会都应该具有强烈的保护水资源、防治水灾害、呵护水设施的意识,人与水、社会与水的和谐才能实现。而水意识的提升离不开相关的“水教育”。“水教育”的对象不仅应该针对学生而且应该面向全社会所有公民。既要将水教育纳入国民基础教育内容,也要应该纳入到社会公民教育之中。这样的“水教育”绝不能靠自发的个人或单个学校行为去进行,而必须依赖于社会的整个管理协调机制,才能有效地开展。
总之,治水的当代诠释使古老的治水概念更加丰富。现代的治水是对水的全方位社会管理。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知识与价值科学研究所所长、教授,邮编:200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