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江西乡野的客家人
陈家在长沙湘江东岸城北通泰街居住多年。1890年7月3日,陈寅恪出生在通泰街的“蜕园”。然而长沙只是这个四处奔波的家族暂时的居处。他们最早的家,在江西修水竹塅——赣北幕阜山腹地的一处山村。修水古称义宁,所以陈家被称为“义宁陈氏”。
义宁陈氏为客家人,在竹塅已经住了几代,承续着耕读传统,但一直未有人考取功名。直到咸丰元年(1851年)八月,年方20的陈宝箴中了举人。
陈宝箴中举时,满清王朝的统治正面临巨大威胁——太平天国。咸丰帝当时诏令各地创办团练以御太平军。陈宝箴的父亲陈伟琳创办义宁州团练,陈宝箴协助其父帮办团练。1860年,陈宝箴进京会试落第。他并未马上返乡,而是与各地应试的举子切磨道义,结交了众多“隽异方雅之士”。这一年,京城发生了一件大事——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国难当头之际,陈宝箴无心在京等待三年后的考试,赶赴湖南投入军营。
1863年,陈宝箴来到两江总督曾国藩安庆驻地,他曾被曾誉为“海内奇士”。最终,陈宝箴加入了曾国藩的幕府。几年后,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督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陈宝箴随后也入京觐见,“以知府发湖南候补”。不久,他将家眷从江西竹塅接到了湖南长沙。
“陈宝箴是这个家族走向全国的关键人物,他是一个转折点。……义宁陈氏的历次迁徙中,恐怕这一次迁移意义最为重大。”对义宁陈氏颇有研究的学者张求会分析。
力推维新的湖南巡抚
1898年的戊戌变法运动,全国十八行省的督抚,最有力推行的是湖南巡抚陈宝箴。希图有一番作为的光绪帝对陈宝箴倍加赏识,于“百日维新”中连下两道谕旨嘉奖他。
随着湖南新政进入深水区,尤其是梁启超等人的到来,新政发生改变,从单一的洋务实业朝关涉民族、民权等方向转化。外人将湖南称为中国最富朝气的省份,甚至比作日本维新时期的萨摩和长州。
“其实,陈宝箴父子在当时的改革中是很孤立的,守旧派认为他们乱来,激进派认为他们步子太小,各方矛盾聚集在他们身上。”张求会说。
1898年八月初六,光绪被囚,慈禧垂帘听政,除了京师大学堂,所有新政俱被废止。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被杀,陈宝箴父子因“滥保匪人”,被“革职永不叙用”。陈氏父子的政治抱负就此终结。
从两公子到一散原
1900年,陈宝箴在江西南昌突然去世。他的死至今成谜,一说是病死,一说是慈禧赐死。他去世时,至亲子孙都不在身边,儿子陈三立日夜兼程,从南京赶到南昌奔丧。
陈三立是陈宝箴任湖南巡抚时最为得力的助手。“三立”之名典出“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言,其次有立功”的古训。他是名副其实的实践者。陈宝箴任湖南巡抚时,新政急需人才,求贤若渴。为此陈三立多方结交有识之士,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皮锡瑞、熊希龄等一时齐聚湖南。时人称之为:义宁陈氏开名士行”。
陈家父子的改革思路有一脉相承之处。“所谓的革命、守旧、维新是很复杂的,除了观念和思想,路径的取向,具体的实践差异,还有一个中国特色:人际关系。陈宝箴父子交往的对象是不分新旧的,他们一直强调没有党派、新旧之争,思想根源还是在于务实。”张求会说。
陈三立对陈宝箴帮助极大。时务学堂开学时,陈宝箴原打算聘用康有为任中文总教习。陈三立却向父亲推荐了康的学生梁启超。他认为梁已经超过其老师。
梁启超曾说:“陈伯严(陈三立)吏部,义宁抚军之公子也,与谭浏阳(谭嗣同)齐名,有两公子之目。义宁湘中治迹,多其所赞画。”
退出政坛后,47岁的陈三立依父亲长眠的散原山(西山古名散原山),以地名为号,自称“散原”。清末民初的诗坛,曾出现繁盛局面。陈三立被公认为这一时期同光体诗派的领袖。钱锺书曾说,唐以下的大诗人可以用一个地理词语来概括:“陵谷山原”。“陵”是杜少陵,“谷”是黄山谷,“山”是李义山,“原”即陈散原也。
陈三立与续配夫人俞明诗多数时候住在南京。俞明诗是浙江绍兴人,其父俞文葆曾任湖南知府。之后俞氏家族在绍兴兴旺起来。俞文葆的孙子俞大维是后辈中的佼佼者。
俞大维在德国留学时曾与一德国女子相爱,并生下一子,取名俞扬和。回国之后,他与表妹陈新午结婚。陈新午是俞大维姑姑俞明诗的女儿。义宁陈氏与绍兴俞氏两个家族,成为两代姻亲。这两个家族的交往还可上溯到陈宝箴。陈宝箴曾入曾国藩幕府,而俞大维的母亲又是曾国藩的孙女。俞扬和长大成人后,娶蒋经国的女儿蒋孝章为妻。这样,陈、俞、曾、蒋这四个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著名家族就有了姻亲关系,形成一张极具中国特色的人情关系网络。
游学欧美
当年谭嗣同跟陈三立商量,两家的子弟以后都要送到国外去学习。而留洋求学也由此成为这个家族命运的又一重要转折点。1905年,延续千年的科举制被废除,更证明了这家人的眼光。
1909年秋,陈寅恪赴德国入柏林大学,1911年入瑞士苏黎世大学,次年回国,在上海虹口家中自修文史。1913年春,他再赴欧陆,入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社会经济部就读,1914年秋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回国。1915年赴北京,一度担任袁世凯北洋政府经界局局长蔡锷的秘书。1918年秋,陈寅恪去美国哈佛大学,随蓝曼研修梵文和巴利文,着重学习印度语语言学、希腊文,并选读了闪米特语等。
蓝曼极其欣赏两位从中国来的学生陈寅恪和汤用彤。他曾在给时任哈佛校长罗威尔的信中写道:“他们对我真有启发,我衷心希望我们能有许多这样精神高尚而且抱负不凡的人——来活跃我们本国的大批学生。我深信,他们两人都会对中国前途有卓越贡献。”
陈寅恪在哈佛交往最密切的人是表弟俞大维。比陈小7岁的俞大维到哈佛研习哲学,成绩优异,并拿到谢尔敦海外游学奖学金,以及去德国留学进修的机会。
1921年秋陈寅恪回到柏林大学,受业于东方学家、梵学大师海因里希·吕德斯。在柏林大学期间,他学习了藏文、蒙文、满文、西夏文、突厥文等古文字。多年后他“懂十几门语言”的美誉在此打下基础。
北归南渡
1925年,清华学校向国立清华大学过渡,除保留留美预备部外,计划新设大学部和研究院。研究院拟先办国学一门。陈寅恪的老朋友吴宓受命主持筹建清华研究院后立即向校长曹云祥力荐陈寅恪担任研究院导师。1926年1月,陈寅恪接受邀请,结束了长达十数年的国外留学生涯,前往清华任教。
1926年7月,陈寅恪初到清华,并由此结识了女教师唐筼。她正是陈寅恪舅舅的旧识唐景崧的孙女。1928年,两人结婚。此后诞下三女。然而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以及北平的沦陷打破了陈寅恪平静的生活。值此变局,84岁的陈三立忧愤难平,不进食不吃药,身体状况变得十分糟糕。陈三立在弥留之际仍然牵挂战事,曾问陈寅恪:“外传马厂之捷确否?”1937年9月14日,老人去世。
1937年8月,教育部讨论决定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组成长沙临时大学,校址设于长沙。1937年11月3日,陈三立去世后49天,陈寅恪一家离开北平,从天津至青岛,奔向长沙。接下来的几年间,他与家人千里辗转,奔走于昆明、桂林、香港等地。正是在此乱世之中,陈寅恪在学术上开始了第一次厚积薄发。1940年,50岁的陈寅恪写出了奠定他在隋唐史领域地位的专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年之后,又写出《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尽显学术才华。
为亡父治丧期间,陈寅恪右眼视力急剧下降,被诊断为视网膜脱落。此时陈寅恪坚决不肯再在沦陷的北平教书授课,最后决定,放弃手术,任凭右眼失明。尽管1945年秋至1946年春他曾远赴伦敦,经英国著名眼科专家主刀,做了两次手术,但视力未能恢复。
抗战的结束,带来了短暂的平静生活。然而,1948年12月,战火再次逼近北平。胡适请邓广铭找到陈寅恪一家,告知国民政府由南京派飞机来接人,时任交通部长的俞大维带来口信,要陈寅恪一家随此飞机离开北平。几经思索,最终,1948年12月15日上午,胡适一家与陈寅恪一家在南苑机场登机。此后,陈寅恪再也没回过北京。尽管,他并没有离开大陆。
岭南的最后20年
陈寅恪学生蔡鸿生如今是中山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他对一张陈寅恪与陈序经、姜立夫于1950年代初摄于广州中山纪念堂的照片印象特别深刻。“你仔细看看陈寅恪以往的照片,他很少笑的,这张照片里,他看上去特别高兴。”
1949年1月,陈寅恪与家人从上海登上招商局海轮秋瑾号,辗转抵达岭南大学码头。陈寅恪最终留在了广州,进入了他人生的最后20年。陆键东在《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中写道:“岭南大学这段校园生活,成为陈寅恪后半生为数不多的一段有些亮色、泛起一些快乐波澜的岁月。岭南大学的校风以及有些游离于现实政治的环境很适合陈寅恪,而陈序经也是他一生中碰到的为数极少的知音式领导。命运的机缘在这位大半生凄苦的大师迈入第60个人生的年头,似乎开始展现它的宽容。陈寅恪有点像生活在美丽的桃花源里。”
当然,现实世界的桃花源总是虚幻而短暂。而时代也并没有为陈寅恪存留住多少宽容。一切自有那个时代的轨迹。
1969年春节过后,陈寅恪一家被勒令搬出东南区一号二楼。1969年10月7日晨5时许,陈寅恪因心力衰竭去世。
45天后,1969年11月21日晚8时许,唐筼去世。她曾对人说,“待料理完寅恪的事,我也该去了。”
大陆媒体中最早登载陈寅恪去世消息的是《南方日报》。1969年10月18日,《南方日报》刊登了一条100多字的消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中山大学教授陈寅恪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本月七日在广州逝世,终年七十九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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